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近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我國現行匯率政策從１９９４年開始基本確立，人民幣實施的事實上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有利於穩定出口部門的預期，促進外貿的發展和外資流入，這對我國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的外貿出口及整體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目前這種匯率制度應該適時調整，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當前我國的經濟增長已到了需要出口和進口並重、外貿和內需齊舉的轉型時期，貿易平衡的政策目標應該逐漸取代對貿易順差的偏好。出口的實質是把資源借給別國使用，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之後，我們應學會更主動地運用這部分所得擴大進口，享受到更多的國際資源。

    第二，除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是調控國家宏觀經濟的重要工具，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大國經濟的特點將會越來越明顯，貨幣政策的目標將由外部轉向內部。當前人民幣實施的事實上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效力，增加了財政政策的壓力和實質經濟部門調整的壓力。同時，也使中央銀行承擔了巨大外匯風險，影響資源總體配置的效率，給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帶來不利影響。高盛公司的分析師亦認為，無論從短期還是中遠期看，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不可能持久應對來自貿易和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雙重壓力，實行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才更符合中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

    專家認為，當前可考慮從如下三個方面著手穩健地推進匯率制度改革：

    一是匯率形成機制應當更加靈活，不妨考慮從釘住美元制變成釘住一籃子貨幣（包括美元、歐元、日元等），作為人民幣匯率定值的基準，這將有助於化解匯率波動的風險。

    何帆分析認為，當前由於人民幣基本不存在貶值預期，可能是退出釘住匯率制的最佳時機，市場對匯率浮動的反應會較小，改革匯率制度可能引發的振動相對較弱。他説，按照國際經驗，能夠成功地維持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只有少數例外，大部分實行釘住匯率制的國家要麼主動退出，轉而實行較靈活的匯率制度；要麼在貨幣危機或經濟危機中被迫放棄釘住匯率制度。如果選擇適當的時機和次序，主動退出不會對經濟帶來太大的負面影響。被迫退出的國家如墨西哥、泰國等，均經歷了貨幣大幅度貶值、金融體系崩潰、經濟增長放緩和政治動蕩等一系列打擊。　

    二是逐步、適度地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讓微觀經濟主體逐漸學會承擔匯率風險，作為增加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重要途徑之一。從目前來看，讓人民幣保持上下１０％－１５％的波動是合適的，這樣可以保持人民幣長期調節的靈活性及短期匯率的穩定性，也可以減少國家承擔的匯率變動風險。

    三是適當放鬆外匯管制，改革目前的進出口結售匯制度，加強匯率形成機制中市場作用的分量。我國目前外匯交易主體主要是國內的商業銀行，交易幣種主要是美元、日元和港幣，交易形式主要是現貨交易，人民幣的遠期交易市場和期貨交易市場尚未開展。因此，應該給銀行更多的自主權，調整銀行結售匯週轉頭寸的管理政策；增加市場交易主體，允許個人和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持有外匯，參加外匯交易。為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改革目前的銀行結售匯制度，可嘗試以試點的方式從強制結售匯過渡到意願結售匯。據專家觀察，目前有關主管部門在放寬外匯市場管制方面已發出積極的信號。　

    專家表示，匯率制度的調整不是一勞永逸的，同時也會涉及到多種改革。上一次較大匯率制度調整是在１９９４年，現在應當確立一個新的中期政策取向。而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在資本項目的可兌換、人民幣在區域性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合作進程等，都將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受到密切關注。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繫世界經濟教研室主任周申博士認為，在今後我國匯率政策取向和匯率制度改革的決策過程中，著名經濟學家Ｒ．麥金農的觀點值得借鑒，即一個金融和貿易受到抑制的經濟體，應儘量在經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之後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無論是政府決策部門還是學術界，在匯率政策和匯率制度的研究和決策過程中，都應更多地運用精確的量化分析工具，統籌考慮國家整體利益及相關各方利益。（李道佳）

    新華網 2003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