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投入指的是人們為了獲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費的食品、衣物、健身時間和醫療服務等資源。在這個意義上，居民戶或個人既是消費者同時又是投資者，健康正是投資的結果（貝克爾，１９８７）。此外，教育、職業、住房和生活環境等因素都對健康發生重大影響。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健康還取決於個人行為的選擇，例如吸煙、飲酒、心理調節和作息習慣（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７８）。儘管健康投入由諸多産品、服務和時間組成，衛生尤其是醫療服務投入一直被視為最重要的健康投資指標。原因也許在於，當疾病來臨之際，醫療是人們通常應對或化解健康風險的最直接的手段。

    如果説良好的健康狀況能夠改善個人獲得收入的能力，那麼個人必然有投資于衛生服務的動機。可為什麼在理論和實踐中人們都要強調對衛生領域的公共支援呢﹖（這裡的“公共支援”指的是政府在衛生 服務和健康保險領域所採取的公共行動，例如，通過財政手段投資于公共衛生項目、運用法規和政策調節市場，以及援助貧困群體，等等。）衛生服務包括預防、醫療和康復等服務。這其中，預防服務（預防科學研究、健康教育、營養干預、免疫計劃等）的作用在於降低公共健康風險，類似國防一樣具有明顯的外部性，故而毫無爭議地被視為純公共産品（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１９８８）。

    至於政府對醫療服務的支援和干預，一個經典的解釋是醫療領域中的不確定性和供需雙方的資訊不對稱使市場失靈（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３）。對於消費者，疾病的發生具有不確定性；對於生産者（醫療機構），病人的康復和康復程度也是不確定的。醫生對治療的知識遠遠超過患者對疾病的了解，因此可以引導病人對醫療服務和藥品的消費。在這種情況下，供給的增加並不必然導致醫療價格的降低，而有可能是醫生過剩、醫療服務和藥品過度使用。其結果不僅僅是浪費醫藥資源，而且還可能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出於這種原因，即使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崇尚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也是採用公共支援措施改變醫療供給機構的激勵機制，切斷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收入與其提供的服務之間的直接聯繫，避免他們為利潤所驅動。在醫院收取的治療費用中，由患者直接支付的只佔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費用由第三方承擔：政府支出其中的二分之一以上，私營保險公司承擔三分之一，余者由私營慈善機構支付（Ｆｕｃｈｓ ２０００）。

    當然，對衛生服務的公共支援並不僅僅限于政府投資，它還包含著醫生準入制度、衛生監督和執法制度等更為豐富的內容。這一類政策手段，歸根結底是為了防範全體國民可能遭遇到的健康風險。相形之下，政府投資健康保險計劃和醫療救濟項目的理由，在於減輕疾病損失帶給患者的收入打擊風險，或者説是為了熨平患者家庭的消費支出。這樣做的結果從經濟角度看是防止人力資本退化，保護全社會的人力資源；從社會層面觀察，是減少衛生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增強社會凝聚力。至於公共支援的力度、範圍和具體方式，既依賴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能力，又取決於特定社會的文化傳統和決策集團的政治意願。發展經濟學家Ｄｒｅｚｅ和Ｓｅｎ曾經以中國經濟改革前的農村衛生制度為例，論證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在低收入水準下，借助於公共支援實現基本醫療服務廣泛的可及性和可得性（Ｄｒｅｚｅ ａｎｄ Ｓｅｎ１９８９）。（ 可及性：消費者能夠方便地獲得品質可靠的服務。可得性：消費者尤其是低收入者有能力購買這些服務。）健康經濟學家們也把當時中國政府優先支援預防、基本醫療服務和低成本衛生技術推廣的做法，視為最理性的選擇（Ｃｕｌｌｉ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１９７９）。

    Ｄｒｅｚｅ和Ｓｅｎ還採用中國案例特別強調，發展中國家政府通過收入再分配和投資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服務，不僅能夠增強全體勞動者的基本能力從而減少貧困，而且還由於人力資源的普遍發展而帶來經濟增長（Ｄｒｅｚｅ ａｎｄ Ｓｅｎ１９８９）。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中，特定國家和地區勞動者的整體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不僅成為吸引物資資本投資的重要因素，而且還決定著國家和地區的市場競爭力。這一切，賦予健康投資以更大的外部性。當然，健康投資的意義並不僅僅是經濟的。良好的健康標誌著良好的生活品質，它本身就應該作為一個發展的目標。（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