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工行、中行、建行、農行的不良資産率比之2001年，分別下降了4.26、5.14、3.99、4.72個百分點，這説明銀行在控制和減少不良資産方面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

    但是，我們仍然不應高估銀行自身在降低不良資産、控制和化解資産風險方面的能力。

    應該看到，管理的邊際效益是遞減的，在前些年管理水準較為低下的背景下，強化和完善管理能帶來較明顯的效益，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管理潛能的挖掘及其能夠帶來的效益越來越有限。

    銀行自身力量有限

    由於銀行不良資産存量的規模龐大，而且，這一規模還有可能發生動態增長，所以單靠銀行自身的撥備前利潤增長來消化和核銷是非常困難的。更何況，銀行還必須滿足資本充足率的要求。

    近年來支援國有銀行效益低風險條件下增長的因素在未來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如：優質購房群體的購房動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購房群體的信用等級正發生下移，這給銀行的房貸收益和風險控制帶來了嚴峻考驗；國債發行總規模的連年擴大正不斷地壓縮其繼續增長的空間，基建項目的配套貸款需求在未來5、6年有可能會受到一定的抑制。至於前面提到的票據融資業務等，即使不考慮市場競爭因素，對其也不應寄予過高期望。

    國有銀行在未來面臨的市場環境還會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首先，股份制銀行的快速發展、擴張以及外資銀行進入的門戶愈來愈大，都會使國有銀行的傳統市場份額、客戶品質、儲戶結構乃至管理人才受到嚴重影響。其次，股票市場、企業債券市場和金融創新的迅速發展也都會擠壓銀行傳統的存貸款業務的市場空間，降低銀行業務的收益水準。再次，已在農村信用社試點的利率市場化進程也許有利於農村信用社一類的小金融機構，但由於銀行主體的增多和融資渠道的多樣化選擇，很可能會導致國有銀行凈息差收窄，創利能力下降。

    高盛公司的高級經濟學家John Anderson認為，要使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産達到可接受的水準，估計需要2萬億元的人民幣。撇開這一數據的估算的科學性不談，解決銀行不良資産所需要的鉅額資金確實是銀行自身難以承擔的。

    政府應適度支援

    政府通過四大資産管理公司在1999年剝離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産後，實際上並未完全解除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産包袱，銀行的不良資産率仍然高於國際水準。這些不良資産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業銀行法》正式實施之前形成的，具有明顯的政策性特徵，而銀行自身又無力完全處置這些不良資産。所以，要求政府再度提供適當的財政支援以剝離銀行的不良資産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但這種財政支援必須是一次性的，至少是數額明確的。即政府與四大銀行分別核定現有不良資産中屬於《商業銀行法》實施之前形成的部分，或者在這之外再明確附加的一部分，由政府提供財政支援予以一次性剝離，或者由於財力暫時有限，承諾今後一定時期內提供財力剝離的數額。這樣可以消除銀行的尋租動力，使銀行專心於經營。否則，銀行管理者今後會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去繼續謀求政府的財政支援和稅收優惠，而疏于經營管理。除此之外，政府對銀行的支援和關心還應主要體現為，作為國有銀行的所有者，發起並儘快推動銀行改革，優化和規範銀行經營的市場環境，強化和完善對銀行業的監督管理。（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經濟系主任）

    《國際金融報》 2003年0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