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屬於或者不屬於現存的國際體系?
這裡我以加入和納入方法來分析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涉及到對當前中美關係的看法。加入是中國主動的對外政策行為,而納入則是外國(主要是美國)和現存國際體系對中國的戰略和政策。顯然,加入是一回事,納入又是一回事。
加入與納入是不同的,目前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實際上就是加入和納入的相遇、較量和矛盾。
加入是因為中國不想留在各種國際體系之外,認為進入國際體系對自己有利。經濟性質的國際體系自不待言,就是安全性質的國際體系,對中國來説也是有利的,例如通過國際安全合作保證海灣與南海能源供應通道的安全,打擊恐怖主義與毒品交易,遏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推動朝鮮半島雙方的和解與合作,都對於中國營造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非常重要。
納入是外國主動的行為,是別人以為讓中國進入國際體系更有利於他們的利益,特別是戰略利益。目前,美國和西方主流認為,中國的長期趨勢是在崛起,中國因不滿而挑戰現存國際秩序的可能很大。為此,需要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
國際體系不是所有國家加到一起組成的國際社會。它是指有規則、有機制、分享共同價值和方向的一組國家集合。任何國際體系,至少是由以下三條中的一條為紐帶的:經濟、安全和政治(治理方式和價值觀)。在經濟、安全和政治上有共同利益的國家組成各種類型的國際體系。
上述理解的國際體系至少是美國性質的國際體系。否則,也就談不上美國要把某些國家(比如中國、俄羅斯、甚至朝鮮等)納入(integrate or incorporate)國際體系的問題。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用了“美國設計的全球體系”一術語表達美國人心目中的國際體系,其基本特徵如下:
——個集體安全體系,包括一體化的指揮機構和部隊(北約、美日安全條約等);
——地區性經濟合作(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專門的全球合作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
——強調一致作出決定的程式,即使這些程式是由美國來主導的;
——優先考慮讓民主國家加入的主要聯盟組織;
—一個初始的全球性立憲和司法結構(從世界法院到審判波黑戰爭罪犯的特別法庭)。”
嚴格意義上,當代國際體系分為全球性國際體系、多邊國際體系和地區性國際體系三類。考察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係需要分別在上述三個層次上展開。
不能簡單地説中國屬於還是不屬於某種國際體系。
總體來説,中國正處在進入各種類型國際體系的階段,而西方國家則正在按照它們的利益和價值標準接納中國進入有關國際體系。圍繞著"加入"與"納入"國際體系,中國與西方大國之間存在著共同利益與衝突利益。
在全球性國際體系方面,中國在政治上屬於這個體系,但卻是淺層次的,因為除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在經濟上快速成為全球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眼裏,中國仍然是以美國主導的所謂世界"民主國家共同體"(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的政治異類。
在多邊國際體系方面,中國因為實行了市場化的經濟與金融改革,早在1980年代就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成員國,但中國貨幣還是不可以自由兌換的,國際資本流動在中國仍受到相當的控制,中國制定和執行自己獨立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與宏觀經濟政策。因此,中國還沒有完全成為多邊金融體系的一部分。中國直到現在還不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即使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最終加入WTO,由於作為發展中國家還有一個不同行業的市場開放過渡期(比如5年)、以及複雜和艱難的司法、金融體制改革以適應WTO的要求,中國仍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最終事實上變成這個多邊貿易體系的一部分。在安全領域,中國目前不屬於任何多邊體系,沒有任何經典和實際意義上的戰略盟國。在可預見的將來,除了加入正在醞釀中的美國主導下的各種亞洲安全共同體 ,中國似乎不可能成為覆蓋歐亞大陸的北約式安全體系的一員。
在地區國際體系方面,原來中國在亞洲卓爾不群,不結盟、不參與任何地區性國際體系。近幾年,情況變化很大,中國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該組織2001年會將在上海召開),並對之在政治上積極利用;中國是亞細安地區論壇(ARF)的對話成員國;中國支援東亞經濟合作,是“東盟(亞細安)加中日韓”的一方;中國是中亞五國安全對話(也稱“上海五國”)的成員國。
中國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要求進入國際體系,西方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納中國入國際體系。
最後結果很可能是,中國部分在國際體系內,部分在體系外。這種“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情況,如果持續很長的話,預示著中國與美國之間合作與衝突長期並存。但到底是以合作為主還是以衝突為主,取決於中國加入國際體系的速度與西方(美國)納入的進程。
進入國際體系,對中國意味著接受、遵守已經由體系內的仲介者(即主要的西方國家)制定出來的規則(包括約束力不大的非條約性要求),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但是,中國完全接受這些規則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中國的加入與外國的納入之間的存在著矛盾,例如西方納入的標準太高、條件太苛刻(如對待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自然擔心加入體系後將失去更多的自主性(比如西方設計的亞太安全共同體要求中國遵守不使用武力的規則,願意和能夠在地區安全問題上充分合作,這對於解決中國的民族統一問題是不利的)。這些矛盾迫使中國一方面追求加入的目標,一方面又不得對那些與中國國家安全、政治體制與價值觀相抵觸的東西予以保留或者抵制。中國並不簡單地相信世界是以規則為基礎的,特別是在軍事與政治領域,因為“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仍然存在”,超級大國有時奉行“單邊主義”並不遵守國際規則。
在中美關係史上,美國曾有幾次納中國進入國際體系的重大行動:1971到1979年中美關係緩和時期,美國按照冷戰邏輯試圖把中國納入西方體系中。1979到1989年中美關係外交關係正常化時期,美國再次試圖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美國"支援"了中國國內經濟改革、對外開放與加入國際經濟體系的初步努力。冷戰後,美國政府(特別是後期的克林頓當局)處理中國問題的基本戰略是所謂"接觸"(包容),也就是把中國全面納入美國為首的國際體系。即使現在鷹派得勢的美國新政府實行更加現實主義的強硬對華政策,但是他們仍然承認中美之間在經濟上的共同利益,強調要通過讓中國最終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與納入全球化進程而避免與美國的正面衝突。
與美國納入的情況相應的是中國幾次試圖加入國際體系。中美關係緩和與正常化時期中國對加入當時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已經有所考慮。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實際上得益於當時的西方國際秩序(特別是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冷戰後,中國確立了建立開放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加入國際體系的要求更加強烈與迫切。一直到現在,中國加入國際體系的努力並未放棄,在地區國際體系方面,中國更加積極主動,高度重視地區安全合作與經濟合作。
從國際體系的角度看中美關係是很有意思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在亞洲,中國的長期利益是加入國際體系,而美國的戰略利益則是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只要中國朝著加入國際體系的總體方向發展,那麼中美關係固然有許多衝突因素,但它不至於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仍然是可以控制與管理的)。我認為,兩國如都能著眼國際體系考慮問題,中美關係在新形勢下的改善不是沒有希望的。
人民網 2001年5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