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經濟展現的歷史機遇

    先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趨勢看，自上世紀６０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兩個重要發展趨向，一是發達國家進入“後工業社會”和資訊時代，另一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啟動工業化的進程，這二者結合的結果，便形成了製造業生産基地從發達國家和地區向發展中國家和轉移的另一個重要歷史趨向。中國便是在這個歷史條件下勢必發展成為新的世界製造業中心之一。

    由１８世紀産業革命開創的世界工業化進程，在二三百年間鑄造了一批工業化國家，至２０世紀末全世界２００多個國家中有６４個國家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其間，英國、美國、日本被先後鑄造成歷史上知名的“世界工廠”。２０世界６０年代後一些主要發達國家進入了“後工業社會”和資訊化時代，産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高新技術産業和服務業得到迅速發展；另方面，一些勞動密集型産業（如紡織、服裝、食品等）、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産業日益衰落，有的淪為“夕陽産業”，不少企業轉移到國外，特別是一些一般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結果，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産總值（ＧＤＰ）中第二産業的比重，特別是製造業的比重持續下降。例如，在１９７０－１９９２年的二十多年間，美國的這兩個比重分別從３２％降到２６％和從２５％降到１８％；在英國分別從４４％降到３２％和從３３％降到２０％；在日本則從４７％降到４２％和從３６％降到２６％。對於後工業化社會來説，第二産業和製造業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會從過去工業化高峰時期（６０％左右）降下來，是合乎規律的發展，但未動搖美、日、英等作為製造業強國的地位，倒是與製造業向發展中地區轉移的歷史性潮流密切有關。在這歷史性的産業轉移潮流中，跨國公司起著重要的作用。

    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起，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以發展中國家（地區）為主體的工業化進程。為了與以發達國家為主體歷時二百多年的第一輪世界工業化進程相區別，我把這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工業化進程稱之為第二輪世界工業化進程，或遲到的世界工業化進程。這些國家和地區過去長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在戰後獲得政治獨立後才從６０年代起紛紛自主地推進工業化。例如，東亞發展中地區在７０年代騰起了“四小龍”，被世人稱之為“新工業經濟體”（ＭＩＥＳ）；隨後東盟和中國也從８０年代靠加速工業化而實行經濟“起飛”（ｔａｋｅ ｏｆｆ），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１９９７）以前的２０年裏分別取得了７％和９％的年平均增長率，創造出“東亞奇跡”。工業化的進步，使産業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例如，在１９７０－２００１年間，印尼的農業和工業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分別從３５．２％降至１６．２％和從２８．０％增至３６．０％；泰國的農業和工業比重，則分別從３０．２％降到８．０％和從２５．７％增至４４．０％；菲律賓的農業和工業的比重，分別從２８．２％降到２０．１％和從３３．７％增到３４．０％。馬來西亞的農業和工業的比重，在１９８０－２００１年１０年間，分別從２２．９％降到８．２％和從３５．８％增到４３．１％。中國ＧＤＰ中農業的比重在１９７０－２００１年間從３５．２２％降到１５．２３％，工業的比重要同一時期從４０．４９％增到５１．１５％。 總之，農業比重下降和工業比重上升，正標誌著東亞發展中地區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而工業的增長中主要部分來自製造業。值得強調指出的是，東亞發展中國家（地區）的工業化進程，是跟一些發達國家在這個地區進行産業轉移（主要是製造業）相結合的，一些日益失去優勢的製造業先從美國和日本轉移到“四小龍”，再從“四小龍”轉移到東盟和中國。６０－７０年代進行紡織、服裝等産業的轉移，８０年代進行家用電器、化學工業的轉移；自９０年代起，日本對東亞投資的增勢有所減緩，而美國對東亞的投資增加較快，特別是在該地區發展資訊等高新技術産業的零部件或組裝的加工工業。正是發展中國家（地區）的自主的工業化進程跟發達地區製造業的産業轉移相結合，才有可能在像東亞之類有發展中地區鑄造出地區性或世界性的製造業基地（中心）來。

    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的角度看，這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第二輪世界工業化進程，有其歷史造成的結構性缺陷：（１）作為工業化進程主導産業的製造業，如果説在傳統工業化時期曾代表當時科技含量最高水準的産業，而今代表當今科技最高水準的産業則是高新技術産業，而非製造業。如今第二輪世界工業化進程所鑄造的世界製造業基地或中心，已失去了當年“世界工廠”的瑰麗光環，它們在科技和經濟水準與壟斷高科技産業的主要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差距。（２）就製造業的自身發展言，它的發展與強大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要有科技開發力量為之開道，二是要有強大裝備製造業為一般製造業作支撐。當年發達國家就是靠這兩大條件來推行工業化的。如今，發展中國家都是在科技開發力量薄弱和裝備製造業滯後的條件下推行工業化的。即使像現已堪稱製造業大國的中國，也嚴重受制于這個歷史造成的結構性缺損（這一點本文後面將進一步闡述）。在這种經濟結構制約下，製造業即使可以做大，卻難以做強。即使有大量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地區）轉移，但轉移的多係一般製造業和一般技術。只有發展本國的科技開發力量和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強大的裝備工業，才能把一個製造業大國建成一個製造業強國或世界級製造業基地。

    並不是所有推行工業化的國家都能建成世界級製造業基地（或中心）的，正如同幾十個工業化國家中只有幾個曾在歷史上成為“世界工廠”。我認為，中國有可能在本世紀最初的２０－３０年最早成為這樣的新的世界級製造業基地（或中心）之一，因為，中國具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所難以具備的優勢條件。這些條件是：（１）中國已是世界第四位製造業大國，其製造業規模居發展中國家的首位；（２）中國還是貿易大國，居世界貿易第６位，還有支援製造業發展的廣闊的國內市場；（３）近幾年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２００２年吸收外資超過美國而居世界首位；（４）工業基礎設施（如電力、交通、通訊等）較雄厚；（５）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術在內的多門類的工業生産體系，儘管技術基礎雖較薄弱，但工業本身配套能力較強；（６）勞動成本低，而且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大，每年有上百萬名理工大學畢業生，有４０多萬名國外留學生；（７）有從沿海到西部可供製造業梯度延伸的廣闊空間。中國的上述優勢條件，跟製造業從發達國家（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地區）轉移的歷史趨勢相結合，勢必給中國鑄造世界級製造業基地提供了巨大的歷史機遇。關鍵在於我們要認清我國所處的歷史階段。牢牢把握住這個歷史機遇，充分發揮國內外有利條件，履行我們的歷史使命。

    二、我國工業化歷史性任務的要求

    我國處在從二元經濟向現代化經濟轉變時期，工業化乃是不可能超越的歷史性階段；但我國在當代歷史條件下走的是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

    實現工業化這一歷史性任務的經濟含義是什麼呢？我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把我國二元經濟轉化為現代經濟，降低在國民經濟（ＧＤＰ）中農業的比重，而增加工業和服務業的比重，核心問題是把農業、農村中的大量過剩勞動力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中去；二是大力發展製造業的同時強化製造業結構，大力振興裝備工業。

    我國工業化進程在過去幾十年間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一次産業在ＧＤＰ的比重已降到１５．２３％，二、三次産業的比重增到５１．１５％和３３．６２％。按聯合國工發組織（ＵＮＩＤＯ）的研究，二産在ＧＤＰ中所佔比重達４０％－６０％者為半工業化國家，我國目前應屬於半工業化國家。據統計，我國有６３．９％的人口居住在鄉村，而在全社會就業結構中一産佔５０％。以佔全國一半的眾多從業者只創造１５．２％的商品性財富，供養著６０％多的人口。這是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三農”問題的解決，主要應從農業、農村之外找出路，即從工業化或與之相聯繫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發展製造業、基礎産業、服務業以及其他非農産業，把大量剩餘勞動力從農業、農村轉机移出來（誠然農業自身的技術改造及發展也必不可少）。據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估計，２０００年我國約有１．４２億農村剩餘勞動力，約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４２．４５％。另據分析，在未來２０年裏我國如保持年均７－７．５％的ＧＤＰ增長速度，屆時一産（主要是農業）在全社會就業結構中的比重將可從目前的５０％降到３０－３２％，即下降１８－２０個百分點，即將有１．４－１．５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去，被製造業、基礎産業、服務業及其他非農産業所吸收。同時，若以年均７－７．５％的經濟增長計，製造業增加值佔總商品生産增值額比重可望年均增長０．７０－０．７５個百分點。這樣，二産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可從目前的５１％增到２０２０年的６４％左右，達到國際公認的工業國所要求的指標。這是工業化所要實現一項重要歷史性任務。

    另一項歷史性任務，就是強化工業，特別是製造業的結構，即建立強大的科技開發力量並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裝備製造業。裝備製造業是工業科技發明的物質載體，是驅動製造業乃至整個工業向前賓士的發動機。我國的裝備製造業已有一定基礎，較之其他發展中國家較為雄厚，但畢竟技術基礎薄弱，滯後於製造業發展的需要。據最近出版的一專題著作深刻指出，我國“裝備製造業所存在的許多問題中，最根本的是技術開發力不強和製造加工品質水準低這兩個問題。過去我們為了發展裝備工業，縮小與國際先進水準的差距做了很大努力，如技術引進，對企業進行技術改造等，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某些行業與先進水準的差距反有拉大之勢。” 另一份調研報告説，“我國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居世界第４位。……從總量上看，可以説我國已成為世界裝備製造業大國。但是，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中國造’的裝備時，卻發現了更多的卻是‘本國身體，外國腦袋’。我國工業總體裝備水準比發達國家落後２０－３０年。” 這個情況值得令人反思。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一是我們主要熱衷於引進技術和設備，但在吸收、消化、創新方面投入不夠，導致自主開發能力薄弱；二是外國企業對一般技術可以轉讓，但對核心技術嚴加限制，即使已在華投資設廠甚至設立研發機構的外資企業也緊緊抱住“專利權”不放。據我國國家智慧財産權局負責人舉例説，１９９８年我國國內各類工業企業計７９７萬多家，僅有３％的國內企業（即２４７４家）申請發明專利，共申請專利２４８０件，而美國一國在華企業就申請專利５４３３件，日本在華企業共申請專利７５８８件。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開發方面的差距以及外國企業對技術嚴守情況於此可見一斑。這就越發顯現出建立和壯大我國自主的科技開發力量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無論是把我國的二元經濟建設成為現代經濟，還是強化我國工業部門的産業結構，我們都必須通過工業化階段來完成這個歷史性任務。把我國從一個製造業大國建設為一個製造強國，成為世界級製造業基地之一，便是我國完成工業化這個歷史性任務的必然結果。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尊重歷史發展的規律，這個工業化歷史階段不可能超越，時刻都要記住工業化階段所要完成的歷史性任務，特別是要把上億農民轉移出來；但我們反對機械唯物論，既不應該也沒有必要沿著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走上幾百年，不必要等到工業化完成之後才搞資訊化，而是用資訊化帶動工業化。應該走一條既尊重歷史規律又結合我國國情的新路子。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