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博士説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越來越多”，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政府對存貸款利率進行管制，銀行“沒有有效的風險定價機制”，只能按政府規定價格出售或收購風險産品，導致不良貸款累積。解決不良貸款問題的根本出路，也就在於“放開對金融市場的利率管制”。讀罷這篇名為“國內銀行不良貸款原因新解釋”的大作（《中國經濟時報》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第六版），儘管我對作者表現出的對國有銀行的關切深為感佩，但由於文中的一系列論斷很難經得住推敲，不得不提出幾點疑問，就教于大家。

    疑問之一，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是否在“越來越多”？

    答案是，非也。

    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資産品質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後，經歷了一個由降到升的變化過程。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０年，各行貸款品質幾乎都在下降。２０００年後，都有了明顯的轉折性的變化，貸款品質明顯好轉，四行不良率、不良貸款絕對額都在逐年減少，根本不存在易憲容博士所講的“不良貸款越來越多”的問題。僅看２００２年數據吧，２００２年末建行全行一逾兩呆貸款餘額比年初減少１３８．４億元，五級後三類貸款餘額比年初減少２１０億元，實際不良貸款絕對額在明顯下降。２００２年末工行境內外一逾兩呆貸款餘額下降２４４．５７億元，五級後三類貸款餘額下降３７７．８１億元。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按四級分類不良貸款減少６４０億，不良貸款率下降３．９５個百分點，２００２年末為２１．４％。按五級分類標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減少７８２億元，不良貸款率下降４．９２個百分點，２００２年末為２６．１％。工、中、建、農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按五級分類不良資産率分別比２００１年年底下降了４．２６、５．１４、３．９９和４．７２個百分點。馬克思講“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勝過成千上萬冊的書”，這些數據表明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２０００年來國有商業銀行根本不存在不良貸款“越來越多”的問題。

    至於近期一些專家“國有商業銀行１９９９年剝離後又新生了１．２萬億不良貸款”的説法，事實上也出於誤解。１９９９年剝離時國有銀行均按照四級清分標準進行剝離，同時試點推行五級分類管理，２００１年後各行均披露五級分類不良貸款情況，一些四級分類中的正常貸款按五級分類標準屬於不良貸款，兩個分類方法中的“剪刀差”達上萬億，它並是“新生的”，而是統計口徑不同出現的“剪刀差”。

    疑問之二，在利率管制情況下，國有商業銀行就沒有“風險定價機制”嗎？

    答案是，非也。

    首先，商業銀行外幣貸款利率已經完全市場化了，商業銀行只能根據不同的客戶資信確定不同的貸款利率，並不存在易博士所講的“銀行從業人員不懂也不需要學習風險定價技術”的問題。

    其次，人民幣貸款利率圍繞基準利率，不同的客戶可以進行利率浮動。目前普通客戶上下浮動幅度是１０％，農村、小企業貸款利率浮動範圍可進一步擴大到３０％。從工商銀行的實際情況看，２００２年利率浮動的貸款餘額達超過１０００億元，是否浮動、浮動多少，均涉及風險定價的技術，怎麼可能存在易博士所講的“銀行從業人員不懂也不需要學習風險定價技術”的情況呢？

    再次，假定存貸款利率都是國家嚴格管制的，不準浮動的，商業銀行面對不同規模、不同類型客戶的信貸需要時至少得決定有限的信貸資源如何配置的問題。價格一定時供給量變化的背後，就是商業銀行的風險定價機制在發生作用，認為利率管制就沒有風險定價機制事實也是誤解，賣與不賣的選擇就涉及對風險收益及風險損失的權衡。

    疑問之三，國有商業銀行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後期不良貸款佔比上升是因為“利率管制導致風險定價機制缺乏”嗎？

    答案仍然是，非也。

    國有商業銀行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後期不良貸款佔比上升的首要原因在於隨著市場結構、經濟結構的變化，産業資本盈利能力下降，出現了蜂聚性的産業衰退，導致作為主要債權人的銀行信貸資産惡化。９０年代中期，在宏觀經濟“軟著陸”的同時，建國以來長達半個世紀的賣方市場逐漸轉變為買方市場。

    買方市場的出現使得大多數商品的供求缺口不再存在，市場競爭空前激烈，相當數量的傳統産業進入衰退期，産業資本平均利潤率逐年下降，壓縮了金融資本的盈利空間。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資金利潤率分別為１０．２１％、８．２９％、７．１１％和６．９２％，呈逐年下降之勢。工業企業平均資本利潤率由１９９４年的８．２５％下降到１９９９年的５．１３％，１９９８年低谷值僅為３．７０％，大多數企業的資金利潤率不足以支付融資成本，在企業虧損面加大、産業衰退問題加劇的同時，商業銀行信貸資産品質隨之明顯下降。

    改革成本加快向國有商業銀行轉移，社會信用環境惡化，是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産品質惡化的又一原因。９０年代中期，失業問題日益嚴峻，改革成本加快向國有銀行轉移成為引人注目的新問題。其財務後果，則是國有銀行形成了大量的帶有改革成本特點的財務包袱。具體而言，主要包括政策性貸款、國企計劃內破産兼併核呆、財政超分配（如徵收營業稅、重復計稅等，中國國有銀行稅負全球最高）、支付穩定成本（如接收破産小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債務、階段性持股、發放“吃餃子貸款”等）等。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８月末，我國共核銷銀行呆壞賬準備金和金融資産管理公司債權２６６４億元，共支援兼併破産項目５８６４戶，支援破産企業安排下崗分流人員約４３０萬人。至於政策性貸款等其他財務負擔，遠大於此，成為影響國有銀行經營績效的重要原因。

    ９０年代中後期隨著失業問題的加劇，中小企業改制蓬勃發展，各地政府在企業改制中往往有意懸空銀行債權，破産逃債成風，導致社會信用環境急劇惡化。截止２０００年末，在工、農、中、建、交五行開戶的６２６５６戶改制中小企業涉及貸款本息５７９２億元，其中經過金融債權管理機構認定的逃廢債企業３２１４０戶，佔改制企業的４６．８％，逃廢銀行貸款本息１８５１億元，佔改制企業貸款本息的３２％。貴州銅仁地區中小企業在１９９９年改制過程中７２．７％的銀行貸款本金、９２．１％的利息就被懸空、逃廢，使銀行大量信貸資産劣化。

    在歷次利率調整中利率風險加大，商業銀行實際利差縮小，自身缺乏解決品質問題的財力，是國有銀行９０年代後期不良貸款上升的第三個原因。１９９６年時５年期存款年利率為１２．６％，５年期定期存款到２００１年時直接籌資成本仍為年利率１２．６％。當年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５．３１％，利差倒挂達７．２９個百分點。１９９６年時如有５年期貸款，次年降息時借款企業無一例外會借新還舊（具體方式往往是借甲還乙，轉向他行借款），銀行需要支付過去的籌資成本，按新的低利率投放，在持續的降息中支付著巨大的財務代價。借款工商企業得益，銀行實際利差縮小，品質問題無力解決。剛性負債利率、可變貸款利率維護了中國金融穩定，但直接影響銀行收益。易憲容博士如直接講利率風險是影響銀行信貸資産品質，恐怕並無大錯，問題是他非常主觀地認定“國內銀行從業人員不懂也不實際做風險定價”，並試圖從“官本位制度”之類的抽象理論中尋求解釋，就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疑問之四，利率市場化就能解決國內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嗎？

    答案仍然遺憾的是，非也。

    易憲容博士既然認定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利率管制”是國內銀行不良貸款的生成根源，自然就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託在了利率市場化上。問題是，利率市場化就能解決國內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嗎？其實未必。原因在於，從目前國內資金供求情況看，一旦實現利率市場化，大半結果存貸款利差會日益縮小，使銀行更無財力解決存量不良貸款問題。目前不考慮籌資的間接成本及資金年度平衡問題，人民幣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１．９８％，一年期短期貸款利率５．８５％，利差３．８７個百分點。美元存款一年期利率０．８１２５％，貸款利率往往就是２．５％左右，利差１．５個百分點左右。如果人民幣存貸款利率立即市場化了，在資産和收益結構沒有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恐怕國內各行盈利能力都會大幅下降，只能是解決貸款品質問題的能力萎縮，根本就不存在因此而消滅“不良貸款的生成機制”的可能。國內外金融改革的經驗表明，利率市場化是事關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改革成敗的重大舉措，必須在考慮商業銀行資産結構、盈利結構、社會資金供求狀況、央行監管水準及借款人財務能力的基礎上穩步推進，審慎決策。將利率市場化看作是解決中國金融問題的萬靈神丹、用激進的方式推進利率市場化，事實上是非常危險的，也是不負責任的。要通過利率市場化解決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産生和清壓問題，事實上也是緣木求魚，不切實際的。（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總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