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有學者引用當年梁啟超在“五四”時期的提法，認為目前中國正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推翻帝制和新中國的成立，可以説是政治上的“千年未有之變局”，而“五四運動”，可以説是文化上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們１９７８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可以説是經濟上的“千年未有之變局”。對於這個大轉變時期，經濟學的概括是從計劃經濟或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法學的概括是從禮俗到法理或從人治到法治的轉型，社會學的概括是從鄉村的農耕的社會向城市的工業的社會轉型，總的來説，就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對於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所處的階段特徵，又有了新的提法，即我們面臨著一個“重要戰略機遇期”。我的理解是，今後的２０－３０年，是一個關鍵時期，能否在各種危機中保持發展的主線，使人民生活不斷提高，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社會發展也能保持較好的局面，這的確關係到國家的興衰。

    城市化的瓶頸是什麼﹖

    從經濟産出結構看，我們的工業化速度很快，ＧＤＰ中農業産值所佔的比重，從１９７８年的２８％下降到目前的約１５％，但從就業來看，還有５０％的從業人員從事第一産業，而如果從居住地來看，還有６２％的人生活在鄉村。社會結構變動的速度還是大大落後於經濟結構的變動。但近幾年這方面已經有了較好的發展，成果是突出的。社會結構的變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比較少有人測算，其實從長遠來看，中國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産業的轉移，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

    中國農村３—４億農戶，正在經歷從家族社會網路到核心家庭社會網路的轉變，全國３人戶的比例已經超過３０％，再加上１人戶和２人戶，其比例達到總戶數的５６％。農村家庭結構的核心化趨勢，需要更強大的個人自養能力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現在農村和城市的聯繫越來越密切，農民的生活半徑擴大了，從自給自足發展到越來越依賴於貨幣經濟，農民的貨幣性消費比例從１９９５年的６５％提高到現在的７８％，而實物性消費降到２２％。

    隨著資訊傳遞速度的加快，在城鄉存在巨大生活差距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希望走出鄉村。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國現住地與戶口登記地不一致的有１４４３９萬人，扣除市區內人戶分離的２３３２萬人，全國流動人口１２１０７萬人。其中從鄉村流出的８８４０萬人，佔７３％，從城鎮流出的３２６７萬人，佔２７％。流入城鎮的９０１２萬人，佔７４．４％，流入鄉村的３０９５萬人，佔２５．６％。

    在１．２億流動人口中，跨省流動的佔３５％，約４０００多萬人，省內流動的６５％。跨省流動的流出地主要是：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流入地主要是：廣東３５．５％，浙江、上海、江蘇、北京、福建。

    在跨省流動的４０００多萬人中：男性佔５２．８％；多是青壯年，１６－４５歲的佔８２．７％，青壯年的外出使農村勞動力平均年齡老化，由１０年前的３６．８歲上升到目前的４０歲；初中文化程度的是主體，佔５０％以上；外出的目的主要是非農就業；務工經商的佔７５％以上；而且他們的就業情況比我們預想的好，就業率為９８％。

    現在很多人認為，我國目前城市化的主要瓶頸是戶籍制度，一旦戶籍制度放開，城市化的速度會大大加快。戶籍制度應當説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即便是戶籍制度放開了，也仍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化的瓶頸問題。近兩年的實踐表明，很多城市戶籍放開以後，能夠進城的農民比原來預想的要少得多。其實農民進城存在兩大瓶頸：一是遷移成本，進城的並不都是農村最貧苦的，而是能夠承擔遷移成本的和具有遷移網路的；二是城市就業機會，能否在城市就業是農民能否在城市生存下去的關鍵因素。而這兩個方面又決定於城市經濟增長的狀況和模式以及農村本身生活狀況的改善。

    如何面對就業問題的困擾？

    從生活的基本需求來看，中國在解決了吃飯問題以後，就業成為最大的困擾問題，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關節點。

    目前，中國的失業問題，進入建國以來的第五次高峰。雖然統計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只有３－４％，但實際的失業率在８－９％。失業人員中，包括７００萬左右的城鎮登記失業人員，１０００多萬下崗失業人員，１２０－１５０萬城鎮農民工失業人員，７０萬待業的大學和專科畢業生。

    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産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就業彈性系數降低，資本和技術的增密對勞動的替代，勞動力供給的持續增長等等，都使就業機會變得空前緊張起來。

    到２００２年６月，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１１００７萬人，比上年同期減少３９７萬人，其中國有單位就業人員７５２４萬人，同比減少４５７萬人；集體單位就業１２５９萬人，同比減少１８４萬人，其他單位２２２３萬人，同比增加２４３萬人。與上年末相比，國有和集體單位分別減少１１６萬人和３２萬人，其他單位也減少１２萬人。

    城鎮就業人員減少較多的省有：遼寧、江蘇、湖南、湖北、黑龍江、安徽。終止勞動合同和市縣鄉機構改革是就業減少的一個重要因素。

    到２００２年６月底，全國不在崗職工２０３５萬人，同比減少１２７萬人。主要原因是失業下崗並軌、解除勞動合同以及下崗到期辦理退休。１－６月，全國累計發放的不在崗職工生活費２２３億元，同比增長 １２．２％。全國不在崗職工平均生活費１０７９元，同比增長１８．６％。

    ２００２年，高等院校擴招後的第一批大學生進入就業市場，共有１５０００高校畢業生待崗，２００３年北京高校畢業生１１．２萬人，增加２６％，其中本專科６．４萬人，研究生２．３萬人，預計２００３年北京待崗高校畢業生將達到２萬人。

    每年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仍保持在２０００萬左右，其中城市是新增８００萬勞動年齡人口，加上１２００多萬失業和下崗無業人員，現在是城市有２０００萬需要找工作的人，但每年新增的就業機會只有８００萬個。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勞動力供給仍保持持續增長，到２０１０年，我國勞動力人口將達到１０．６億人左右，與２０００年相比，將增加１．２億人，增長１３％，儘管增速比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會有所放緩。

    ２００２年下崗和失業並軌的工作加快，再就業中心將逐步撤消，下崗也將逐步成為一個歷史概念，失業問題會更加凸顯，過去在下崗職工中隱含的失業問題將完全顯化，統計的城鎮登記失業率也會較大幅度提高。

    我們已經在千方百計創造就業機會，包括發展非公制有經濟、發展第三産業、發展低能耗、少污染的勞動密集性産業、增加社區就業、實行各種靈活的就業方式等等；我們也在提高勞動力素質、減少當期的勞動力供給，這包括擴大教育、進行各種就業培訓，推遲就業。但這些仍不足以扭轉目前的就業緊張局面。

    所以，目前除了完善失業保險、完善城鎮最低生活保障體制，宏觀調控上應當有針對解決就業問題的新舉措。目前中國的菲利普斯曲線效應明顯，即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反比關係明顯，失業率高而通脹率是負數，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數年。因此，如果把就業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就應當宏觀調控的手段從依賴財政擴張政策向輔之以貨幣政策轉變，即適度放鬆銀根，分配政策向低收人群體傾斜，刺激消費市場。

    人口結構的某些比例失調要引起重視

    隨著就業形勢的緊張和人口的老齡化趨勢，目前人口結構發生的一個很大變化，就是勞動就業的人口比例在下降，而社會受養人口的比例在上升。

    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參與率呈下降趨勢，已經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的８０％以上下降到７７％以下，從業人員佔人口的比例約５７％，受養人口的比例約４３％。但在受養人口中，少年兒童的比例在下降，老年人的比例在顯著上升。

    根據聯合國公佈的資料，２０００年０－１４歲少年兒童佔總人口的比重，發達國家１８％，較不發達國家３３％，最不發達國家４３％。根據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國０－１４歲少年兒童佔總人口的比重約２３％，共２．９億人，與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約２８％相比，下降５個百分點。同期，勞動力對少年兒童的少兒撫養比指０－１４歲人口與１５—６４歲人口的比率也由約４２％下降到３３％，但城鄉差別很大，如雖然全國少年兒童比例約２３％，但城鎮少年兒童比例平均為約１８％，農村平均為約２６％，上海只有約１２％，北京約１４％，天津約１７％，但西藏３１％多，貴州高達３０％多，寧夏２８％多，新疆和海南２７％多，甘肅、青海、廣西、雲南也都２６％以上。小學生的減少比較突出，２００１年減少４６９萬人。全國的小學數量，從１９９５年的６７萬所減少到目前的４９萬所。

    受養人口結構的變化帶來一些新問題。一方面，城鎮老年人比重的增多，使社會保障的壓力很大，社會保障的資金存在很大缺口，社會保障基金中個人賬戶空轉的問題突出；另一方面，少年兒童比例的減少，使生育性別選擇的問題變得嚴重。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全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為約１１７平均每１００個活産女嬰對應的活産男嬰，比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的１０８大幅度增高。國際上正常的出生嬰兒性別比一般比較穩定，在１０３—１０７之間。城鄉差別大，城市為約１１３，鎮為約１１６，農村為約１１８；性別比小的一些城市，如上海和北京都是１１０．５左右，二是生育控制松的貧困和少數民族地區，如西藏１０２，新疆１０６，貴州１０７，內蒙古和寧夏１０８，而性別比高的生育控制嚴而又重男輕女觀念深的地方，如海南高達１３６，廣東高達１３０。目前嬰兒死亡率為２８．３８‰，比１９９０年的３２．８９‰顯著下降，但這種下降主要是男嬰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達到２３．９０‰，而女嬰不降反升了，達到３３．７２‰。

    嬰兒性別比失調的問題應當引起重視，否則將來會成為影響家庭、婚姻、職業、教育的一個特殊因素。

    綠色ＧＤＰ的概念應儘快建立

    儘管近幾年在城鎮的發展規劃中和投資環境的改善中，生態環境越來越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但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並未從根本上扭轉，有些問題甚至有演化成社會問題的苗頭。北京的沙塵暴，包頭的氟污染，貴州的排硫超標……都在嚴重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品質。

    近幾年，特別是水資源緊張、水質污染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現在全國各地都在跨流域調水，説明很多地方一方水已經養活不了一方人。北方的河流都有幹斷的危險，而南方的河流則普遍污染。全國６００多個城市，有３００多個城市缺水，日缺水量達１６００多萬立方米，９０％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４０％的水源已不能飲用，農村有６５００萬人飲水困難。

    發展和水資源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快速的城市發展使城市用水量大量增加，而土地的過度開發也使土地出現沙化越來越嚴重。土地沙化使１．７億人受到荒漠化危害，２１００萬公頃農田受到侵襲，３９３萬公頃草場受到威脅。發展與水資源的這種矛盾，在其他自然資源方面也都表現的越來越突出。

    目前生態污染損害多數不計入成本，這是最大的問題。生態成本將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３倍，國土嚴重超載；每人平均自然資源是世界平均值的約１／２；其中每人平均水資源量只有２５００立方米，是世界每人平均水量的１／４；而單位産值的礦産資源與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３倍；單位産值的的廢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數倍，而單位面積的污水負荷量是世界平均數的１６倍多；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産率約為發達國家的１／３５。從這方面測算，中國的綠色ＧＤＰ增長是負數。

    所以中國應儘快建立綠色ＧＤＰ的概念，進行綠色ＧＤＰ的統計，這對於中國的長期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