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張卓元説，在過去，也曾經偶爾出現過幾個真正的企業家，然而，多數人都出局了，有的升遷——“企而優則仕”，有的則失敗了、出走了、犯罪了。

    堯帝時，黃河流域發生大水災。鯀花了9年時間，沒有把洪水制服，因為他的策略是“堵”，結果洪水衝塌了堤壩，水災鬧得更兇了。禹接替了鯀的工作後，用開渠排水、疏通河道的辦法進行“疏通”，經過13年的努力，終於把洪水制服。

    如果我們把“國有資産流失”看成是“洪水猛獸”，那麼，治洪的辦法也應該是“疏”而不是“堵”。

    西方宏觀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凱恩斯對“疏”和“堵”的關係是這樣認識的，他説：“通過賺錢和私有財産的存在，人類的危險的癖好可以被疏導到比較無害的渠道之中，而癖好如果不以此種方式得以滿足，那麼，它們會被用於殘暴、肆無忌憚地對個人權力的追逐以及其他方式的自我高大化。”

    接下來，凱恩斯又説：“改變人類本性的任務決不能混同於管理人類本性的任務。雖然在理想的國家中，可以通過教育、感化和養育使人們的金錢觀淡漠，但是，只要一般的人、甚至社會中相當多的人，仍然沉湎于賺錢的癖好，那麼，穩健的政治家就應該讓遊戲在規則的限度下繼續進行下去。”

    “通過教育、感化和養育使人們的金錢觀淡漠”，就是要讓人們不斷地進行“超人修煉”，這一修煉要使他在世界觀上達到一種“超人”的地步。實踐證明，這一修煉不具有“普適性”：它只適用於少數人，對於多數人來説，它是無效的。

    因此，對於凡夫俗子的“紅塵眷戀”，需要進行一定的疏通和引導，才能將其推上“為公眾服務”的快車道。就方法論而言，與其進行枯燥的道德説教，倒不如給他一隻“胡蘿蔔”來得更順手。這在西方經濟學裏叫“胡蘿蔔和大棒的妙用”。

    不過，在談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收益水準時，凱恩斯又説：“為了刺激這些可供選擇的活動和滿足這些癖好，並沒有必要像現在這樣，給參加遊戲的贏家提供如此之多的勝利品，較少的勝利品也能達到同一目的——一旦參與者習慣於此的話。”

    因此，即便在西方經濟分析大師凱恩斯看來，整個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也是偏高的。那麼，在我們國家，也應該儘量避免這一種傾向。也就是説，如果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徹底私有化，那麼，實際上，我們是在走資本主義國家的回頭路。

    然而，無論如何，國有企業管理層目前的收入水準是偏低的。在今天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的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如何確定適當的“勝利品”的數目，我想，首先需要突破的是國民心態的心理承受力。比如，如果一家國有大型企業的經營非常出色，給企業家200萬甚至更高的年薪，人們的心理能承受得住嗎？

    換一個角度考慮問題，也許有助於人們擺脫心理上的不平衡。也就是説，國企改革真正意義上的向前推進所煥發的生機與活力，對於經濟增長和就業都是有好處的，而這會使我們每個人受益。

    一項調查表明，國外企業有38％的産權掌控在人力資本手中。應該説，西方現代企業的這種變化傾向為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信心支援。西方現代企業的這種變化傾向表明，“資本話語權”在現代企業中所佔的權重正越來越弱，這為我們的制度創新提供了實踐上的參照性。（喬其興）

    國際金融報 2003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