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聽證是行政司法化的一種體現，因此對於司法性質的行為不能夠反覆適用的，我們不能説某個盜竊２０００元錢的人判了１年有期徒刑，那麼遇到任何盜竊２０００元錢的人就不必要再開庭審判，直接判他個１年有期徒刑就算了。聽證制度應該成為公正程式的核心，也就是説行政機關凡作出影響相對人權益的行政決策時，都應當聽取相對人的申辯，給予相對人以反詰的機會和權利。

    一次聽證反覆適用從本質上也悖于聽證的宗旨。聽證主要有兩大功能：保護功能和監督功能。如果一次聽證以後就反覆適用，就無法以聽證為手段來反覆保護相對人的利益，也更無從以聽證為手段，對於被監督者進行持續的監督。聽證的保護和監督功能本身就是要在聽證的不斷實施中實現，一次聽證反覆適用不符合於黨的與時俱進的思想。

    聽證本是個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機會，而一次反覆適用的結果，其實質就是阻塞言路。同時也無視一年來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宏觀經濟上講經濟繼續持繼發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經濟運作平衡，人們對於市場經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於壟斷資本更有清醒的認識；從微觀經濟上講，對鐵路的競爭進一步加劇，而一再反對打折的民航現在也已經松了口；而更重要的是黨的十六大的召開使得建設民主政治，加強市場化的建設進一步深入人心。而這些變化説明瞭面對變化的經濟政治形勢，還是適用過去的聽證，我們只能認為這多少有些落後於形勢。

    其實，對於春運漲價這樣的決策性漲價，我們不能信任根子還存在：往年的聽證是由決策機關自行聽證，無論聽證的組織還是結論都給人質疑之處，作為新生事物過去我們能夠容忍，我們本指望今後能夠不斷完善，孰料一次聽證反覆適用，這就從根本上拒絕了改革聽證制度之路。這就是我們不能理解的了。

    我認為，聽證正當程式的體現，每一次決策都應該有一個正當程式，而不能以上次的程式作為此次決策的依據。 (鄒雲翔)

    《南方都市報》 2002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