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國的資訊化項目評估體系
米阿侖

    項目評估是保證正確決策的重要環節。在製造業、農田水利、環境保護和銀行金融等領域,中國基本上建立了項目評估體系,其準則適合中國,而且跟國際標準接軌,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樣,國家資訊化、企業資訊化、社會資訊化,也必須在決策前對項目做出科學的和實事求是的評估,也需要一套既適合中國、同時跟國際接軌的項目評估準則。

    ●資訊項目評估的一般趨勢

    資訊技術是新領域。美國的資訊技術開發和應用,畢竟底子雄厚,其評估經驗有相當影響。要發展中國自己的資訊項目評估準則,借鑒美國經驗還是很有必要的。

    在美國,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到1990年代中期,評估資訊化項目大都使用“擁有總成本”(TCO)方法。隨著網際網路技術普及,擁有總成本方法的局限性顯露了:它看成本多、看效益少;看某産品升級換代多,看持續發展和靈活開放少。頻繁升級意味著不穩定,多數政府部門和企業需要的是穩定的技術,不可能頻繁升級或更換資訊化設備;依賴一個廠商和吊在一棵樹上不斷升級,對自我發展和安全不利。對這些考慮來説,使用更合理的項目評估方法是資訊化決策的大勢所趨。1990年代後期,特別是經過這兩三年的擠泡沫,以經濟效益和風險分析為主的投資回報(ROI)傳統評估方法回歸,迅速形成主流。現在,廠商也好、用戶也好,都把投資回報分析作為頭號評估方法。

    跟其他工程相比,資訊化工程有許多新的特點。比如,資訊化過程開始後,不可避免地面臨多渠道、多用戶和多系統運作的需要,這種需要經常跟數據整合、技術變化、廠商選擇緊密相關。資訊化項目一旦投入使用,就會面臨開放性與標準化結合的問題,特別是較大或較長期的資訊化項目是如此。針對這些需要,許多美國企業把“靈活性”分析跟傳統的投資回報分析相結合,到現在,靈活性分析已經成為資訊化項目評估方法的重要環節。

    靈活性評估方法來自為金融期權價值計算公式,簡稱為“布萊克壽爾斯方程式”(Black-Scholes Equation)。這個方程及其理論和方法,獲得了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靈活性分析的基本意義是區分戰術決策和戰略決策。所謂“戰術決策”,指的是規劃投資的項目沒有期權價值,只有當前效益,因而,項目開始以後,難免跟著升級奔忙、甚至在技術更新的時候可能要一切從頭開始。所謂“戰略決策”,指的是當前資訊化項目開始以後,效益杠桿作用至少有兩個以上的期權價值可能,在技術和市場發生變化的時候,能保持主動權。顯然,在評估資訊化項目的時候,決策人要非常清楚:自己做的是戰術的、還是戰略的決策?

    在同中國交往中,有些外國公司試圖回避或刪除靈活性分析。比如,有家美國軟體公司,分享甚至控制中國市場大部分。該公司向中國市場推銷項目和産品的時候,在投資回報分析中刪除了靈活性分析。它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白:試圖讓中國軟體廠商和用戶只為短期利益做戰術考慮、不為長期主動發展做戰略考慮,繼續被動地吊在它的升級換代的樹上,試圖使中國永遠是它的市場而不去發展和掌握技術。對這種做法,倪光南院士和業內其他專家説:如何評估資訊技術項目是大事,應該讓所有中國廠商、用戶和社會大眾了解評估整個方法和準則,這樣才能保證中國方面的基本利益和保障整個國家資訊化發展的主動權。

    ●個性化、國情和國際標準的三統一

    項目的通用評估方法和準則,特別是它的投資回報分析,對中國並不新鮮。早在197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在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協助下開辦了高級訓練班,其中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項目評估和管理。寶鋼等企業建設,一開始就包括資訊化;隨之,鋼鐵工業率先開始了資訊化,其發展程度至今是製造業中最高的。這個資訊化的過程,就是一個個項目評估和管理的過程。

    過去幾年的網路熱,颳起了一陣陣浮躁、虛誇和概念炒作的風氣,例如“知本家”、“無利潤企業模式”、“新經濟打破傳統規則”、“虛擬經濟”、“眼球經濟”,等等。這些虛誇炒作有個共同特點:為了急功近利和圈錢,否認項目評估的通用方法準則。網路熱已經成為歷史,但它的浮躁虛誇和概念炒作的壞風氣影響依然存在。要建立資訊化項目評估體系,就需要清除這種壞風氣的影響。這個工作包括許多內容,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借鑒鋼鐵等製造業資訊化的經驗,做好資訊化項目評估方法準則的個性化、國情和國際標準的三統一。

    企業資訊化項目評估經常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個性化和標準化的磨合。企業有不同的工業和行業,在同一個工業裏,各企業也有自己的個性化要求。例如,同是鋼鐵企業,長流程和短流程對資訊化的技術、實施、運作和經營管理的要求就不同,更不要説不同的工業和行業了。然而,企業之間的交往、企業和客戶之間的交往、企業與社會的交往,都需要開放和標準化。因此,項目評估必需在個性化和標準化兩個方面都做出分析,其中包括靈活性分析。就此來説,已有國家規範和國際標準等通用準則和所謂“傳統法則”,不但沒有“過時”,而且應該更嚴格地執行。

    企業資訊化項目評估經常碰到的又一個問題是體制改革。正如首鋼公司的經驗所説,僅僅實施 ERP,就使企業面臨新的崗位重新設置、資源利益再分配和權力更換等體制問題。此外,資訊化迫使許多“暗箱操作”變成“明箱操作”,必然傷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不難理解,這些人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經常把“個性化”作為拒絕評估通用準則和拒絕深入改革開放的藉口。做不好體制改革方面的工作,實施ERP 等資訊化項目往往導致“零效益”或“零成功率”。體制問題超出了一般項目評估方法和工作人員的職能範圍,因而,必須有企業最高領導的參與,否則,資訊化項目的正確評估和有效實施就沒有“企業政治”方面的保證。

    就企業評估與國家評估的關係來説,企業市場目標和國家發展目標完全吻合,那是最好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企業市場目標往往比國家發展目標要有限得多。換句話説,對企業不合算的項目,對國家卻可能是至關重要的。比如,電腦核心技術及其相關係統,叫任何企業去搞,都可能會因為成本大於效益而不能做。可是,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説,擁有核心技術對國家安全和長期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其效益將遠遠大於成本。因此,對國家來説,項目評估就不能局限在企業的市場目標,而要充分考慮到國家目標和如何使用國家參數。

    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頒布的項目評估準則指出,對發展中國家來説,技術評估和具體量化分析,是確定國家參數的最主要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幾年,概念炒作成風,某些“專家”不但沒有按照國家規範和國際標準做技術評估,反而以“國情”為藉口,拒絕實行國家規範和國際標準、或是拒絕深入改革開放,有的甚至批判資訊學的基本原理和反對量化分析。有的項目沒有邀請內行參與評估、更沒有做反證,就輕易地作為“國家標準”或“國家規範”推行。有的國家項目,評估者做量化分析的時候,創造一些誰也不明白的詞彙概念和做一些數字遊戲,或者,他們不是把國家目標放在首位,而是把個別企業的市場目標放在首位、卻冠以“國家效益”或“社會效益”的美名,把違背資訊學基本原理和違背國家目標的東西向全國推廣,特別是把全國青少年作為圈錢的目標。

    要為國家資訊化決策提供正確、可靠和可行的項目評估,就需要杜絕概念炒作和浮躁虛誇,就需要嚴格地執行國家規範和國際準則。項目評估的國際準則特別鼓勵發展中國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發展項目評估體系。各國資訊化的基礎、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不同,按照國際準則來發展自己的資訊化項目評估體系,更是需要鼓勵的。這些,跟搞好國際接軌並不矛盾。中國已經是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成員國,按照國際機構頒布的項目評估國際準則做發展決策和推動改革開放,已經成功地實踐了許多年,在許多工業和技術領域已經基本或大部實現了國際接軌。在資訊化領域,同樣,國情和國際準則是可以磨合接軌的。簡單説,資訊化項目評估的個性化、國情和國際準則的三統一是完全可以做到、而且是必須做到的。

    ●質變的挑戰

    今年以來,中國資訊化正在發生質變,主要標誌是:(一)中國開始掌握資訊産業核心技術;就目前來説,中國掌握的核心技術還不是國際領先水準,但它畢竟為擺脫被動和為將來爭取達到領先水準提供了基本條件。(二)資訊化越來越深入地觸及體制改革,特別是企業體制和國家決策過程的體制改革。這樣的質變,對資訊化項目評估體系的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比如:

    如何把技術評估放在首位?把什麼技術評估放在首位?這些技術評估所反映或導致的國家參數和企業效益,如何具體量化?在資訊化過程中,有些人主張軟體産業趕超印度,為此,在全國到處搞上上億元、甚至上幾十億元一個的“軟體園”。那個主張,是不是把技術評估放在首位了?這兩三年,不但愛爾蘭等西方國家、而且還有約旦等發展中國家,也正在成為軟體勞力出口的國際強手。他們的特點都是沒有掌握、也沒有計劃掌握核心技術,因而把勞力出口放在技術發展之上。這樣的發展,是中國資訊化發展的目標嗎?全國“軟體園”總投資成本已經達到幾百億元,它們的技術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何?

    在做資訊化項目評估的時候,特別是在做與國家決策和公共項目有關的評估的時候,如何防止和治理利益衝突、如何使國家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更透明、如何使國家公共資訊更及時地交給全體公民?除了項目評估的投資回報、靈活性和可行性分析等等正論之外,如何建立反證制度來確保分析的可靠?在這些問題中,利益衝突是要害問題。目前,資訊技術評估和認證機構到處開花。這些機構當中,有多少沒有利益衝突?很少。沒有更深入的改革開放,怎麼能保證項目評估是公正、客觀和可靠的呢?又怎麼防止和治理評估過程中的弄虛作假呢?

    中國資訊化的質變,必將影響到中國對外交往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在技術往來方面。現在,不但美國等許多國家的資訊技術企業熱衷於中國資訊化市場,而且,它們的技術諮詢企業和評估機構也開始奔向中國。在它們中間,多數是堅持項目評估國際準則的,但也有一些搞的評估是有利益衝突的,有的是帶有概念炒作圈錢嫌疑的,有的甚至採用不正當手段來誤導中國市場和蒙蔽中國用戶,例如,前面提到的有家美國軟體公司在投資回報分析中刪除靈活性分析,就是個實際例子。搞好資訊化,不但要防止和治理國內的“豆腐渣工程”,而且要防止和治理海外來的“豆腐渣項目”。這些,也是對加強資訊項目評估體系的建設的挑戰。

    面臨新的挑戰,十六大報告指出:“資訊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堅持以資訊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資訊化。……優先發展資訊産業,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廣泛應用資訊技術。積極發展對經濟增長有突破性重大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産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鬚髮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産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改善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

    要實現這些目標,要成功地迎接挑戰和保證相關決策可靠可行,就需要參考國內外的經驗教訓,實打實地建立一套既符合個性需要又符合規範標準、既適合中國實際又跟國際接軌的資訊化項目評估體系。這是大勢所趨,而這個大勢的主流,就是以技術發展、國家參數和投資回報為主的國際準則。

    (作者係美籍華人,目前從事資訊産業等方面研究)

    人民網 200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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