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筆者想到了自己的經歷。我現在在杭州的媒體工作，三年多前，我還是三百公里外一個鎮裏的黨委書記，是組織的“培養對象”。由於實在不喜歡在從政的道路上走下去，最終成為無數個大小官員中的一個，於是我毅然“棄政從聞（新聞）”，來到了杭州。這樣到杭州工作，是沒有杭州戶口的，你可以天天免費去看西湖，但不能“享受”杭州人的許多“待遇”。

    一年多前，杭州算是在人才引進上有了政策的“鬆動”，比如，很有象徵意義的是，將控制人員入杭州的“人控辦”改名為引進人才的“引進辦”，這事兒當時引起的反響是很強烈的。由於“引進辦”和我在杭州買的房子在同一條街上，有一天我也忙裏偷閒去“看看”，打聽一下像我這種人有沒有可能被引進。想起來好笑，那時我都在一家杭州媒體——人才濟濟的單位成為中層領導了，還談什麼“人才”和“引進”？其實無非是一個“杭州戶口”問題。一問不要緊，一張我們見慣了的冷漠的臉告訴我：“你不屬於我們杭州引進的人才。”還好，當時我扔掉鎮委書記不幹，到杭州來從見習記者開始做起，就沒指望自己作為人才連戶口都能“進入”杭州，否則，聽了那樣的“回答”豈不當場暈倒？

    就這樣，我在杭州無戶口化生存著，我發現照樣活得不差。我是打工者，花了規定的錢之後，杭州公安機關頒發給我“暫住證”，上頭寫著來杭理由就是“打工”二字。我在離西湖騎車１５分鐘距離的地方買了三室兩廳的房子，我是打算長期住下去，不是“暫時住住”的。不久前，南方幾家著名的報紙招兵買馬，向我友好地伸出橄欖枝，我也委婉地謝絕，決定賴在杭州了。

    除了無戶口化生存，我還無檔案化生存，我的檔案等等玩意全都扔在老家。過去把幹部檔案弄得神神秘秘，説是什麼“生命線”，我現在倒乾脆，老早就遠離它了。今年年初，我跳槽到另一家在浙江發行量和廣告量都居第一的報社工作，報社在給我定基本工資時，希望我能拿到檔案，至少“關鍵內容”也有個“複印件”。我給老家那邊的組織人事部門打了無數電話，費盡週折，弄來弄去，才弄來一頁“複印件”。

    同時，我還無職稱化生存。１９８５年，２０虛歲的我大專畢業，留校工作了若干年，曾得到一個“助教”的初級職稱。後來調到機關工作了多年，機關是不評什麼職稱的，所以我老早就沒有職稱了。報社希望我把原來大學裏用的助教職稱轉評為媒體序列的職稱，“這樣才能派上用場”，我也“婉言謝絕”了。我倒不是跟我的早就成了大學教授的同學相比覺得自己職稱的“落後”，而是實在對“要在本行業從業多少年”、“要通過什麼什麼考試”才可以參評什麼級的職稱等等規定十分感冒。陳寅恪不是沒有職稱嗎，我沒有職稱不也是照樣活著、照樣幹著？以寫作和編輯為生涯的人，是靠真水準生存的，而不是靠職稱生存的。

    最後，我就是無級別化生存了。離開了那個“科級”的鎮黨委書記崗位，遠離了那些“向上的臺階”，跟所有級別就拜拜了。我一年能在全國主流報刊發表３００多篇時評雜文散文隨筆，我能被《雜文報》選為全國３０位雜文名家之一，是靠級別得來的嗎？

    我發現，把戶口、檔案、職稱、級別這些依附之物全拋開，真是一身輕鬆，可以更專注于工作、學習與寫作，我稱這是“刪繁就簡”的人生。 （徐迅雷）

     《人民法院報》 200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