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早上6：00，美國《福布斯》雜誌2002年中國內地首富排行榜終於新鮮出爐了。按照原來的計劃，全球同步發佈時間是北京時間10月28日。《福布斯》在全球一共只有三個排行榜。一個是美國富豪榜，一個是中國內地富豪榜，再一個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

    四年後的今天，中國人對此心態平和了許多。出乎人們的預料，今年大部分上榜企業家對《福布斯》很不以為然。他們幾乎眾口一詞地表示：“我們不太在意這個排名，只想把企業搞得更好。”據説廣東的富豪在百人的名單中搶得17個席位，躍居國內各省市之首。然而，這個“喜訊”非但沒有令上榜富豪振奮，反而使他們憤怒。不少人相信，再經過若干次的評選，中國內地富豪總有一天能對公開他們的資産有所適應，而這種適應應該説具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個人收入資料、企業和個人信用資料健全後，核算企業家資産的渠道通暢了，公民投資性資産受到了法律的良好保護，企業的運作和發展更加健康了。總之，它能説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準。

    排行榜並非毫無意義

    企業家財富排名展示的是某種意義上的競爭結果，因此才引來各種批評。有人認為排名本身也是在促進競爭，為將來的競爭提供參照係，為潛在的未來富翁提供“動力”。如果這樣看，發佈富豪排行榜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當中國已然融入世界大家庭中時，我們應該歡迎這種關注。

    談論富人和富人的生活也許是一個頗具有娛樂性的話題，但《福布斯》排行榜尚可使人讀出更深刻些的東西，並非像一些人所指責的那樣毫無意義。

    在最近一期的《經濟觀察報》上，就有觀察家通過《福布斯》排行榜透視出諸多民營企業發展動態。35個落榜者中有16位是因為財富沒有達到今年7億元人民幣的最低標準（今年最後一名孫甚林的財富價值是7.04億），這一類屬於不進則退者；而財富大幅縮水者則各有其因。最突出的無疑是幾個最具知名度而且引起資本市場極大震蕩的幾家“有問題”的民營企業。

    排行榜的製作者胡潤在一份附加的報告中尤其強調了“至少有20個人正在或者已經學習工商管理碩士課程，MBA或者EM-BA”，這説明管理已經成為中國富人財富增值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企業起伏波動大，另一方面某個行業因為某種原因而發生整體性的動蕩，這是目前國內市場不成熟的表現。今年受衝擊最大的似乎是藥業和保健品市場。2001年上榜的涉足保健品和藥業的共有13家，結果其中有9人落選，佔落榜者1/4還多；雖然房地産及相關産業仍是今年排行榜中最有實力的一群，但同樣有9家落榜，從中可以看出房地産業是起伏不定的，他們中的大部分還缺少足以讓自己在市場中站穩腳跟的實力。IT和高科技方向的投資與藥業一樣成為財富的殺手，這與全球化的大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去年上榜本來就已經蕭條的不多的11家中有6家成為今年榜下的犧牲品。

    從地域角度來看，新班富豪中有四位來自上海，可見上海還是當之無愧的國內最具競爭力和財富增值最快的地區。東南沿海除廣東外來自於福建、浙江和江蘇的有11位新入榜者，而廣東在新增富豪中無疑是最風光的，該省有10位新富豪上榜，其中東莞和南海佔了一半。而天津、遼寧則有一批人落榜，這説明沿海地區正在分化。依賴出海口做外貿生意以及因之而來的“得風氣之先”並不能保證其可持續的發展。

    此外，《福布斯》還就上榜富人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及其財富年限和贏取財富方式、財富增值的多樣化一一剖析，今年的榜單甚至新增了兩項指標———富豪擁有企業的納稅額和提供就業的人數，以此來共同衡量企業家對社會的貢獻，這一切雖然並非精確無誤，但獨特的視角不乏參考價值———我們至少開始注意到一些積極的變化，這種變化有助於為全社會樹立一種更健康更有責任感的榜樣。

    精確盤點中國富豪有難度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濟的迅猛崛起是一個任何人都無法回避、不得不加以關注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開始大做特做有關中國的文章，嗅覺敏銳的媒體競爭得是一個前景看好、亟待開發的市場空間：引起了西方世界關注中國社會。結果，《福布斯》搶得了先機———富豪榜排名恰好是一個西方人習慣了的窗口，《福布斯》搶先從一個尚未引起人們注意、且不易入手的角度，迎合了世界對中國悄然崛起的關注。儘管中國富豪們對此頗具爭議，但排行榜受關注的程度還是逐年增高，對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衝擊也越來越大。

    1999年，英國青年胡潤開始對中國富豪財産進行統計，試圖做出一個中國富豪排行榜。他和他的助手跑了中國23個省市自治區，仔細查閱了100多份報紙雜誌，然後推出了一份很粗糙的中國富豪排行榜，而且很順利地找到了“富人製造”名單的買主——《福布斯》雜誌。排行榜一問世，質疑、譴責之聲鋪天蓋地而來。榜上有名的有人要與他對簿公堂，未上榜的富豪有人要討個説法，不少人甚至嗤之為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單。儘管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當民企老闆群體中的首富們的財富可以公開並予以量化，且當這種量化結果允許在各種媒體上刊登時，本身就昭示著我國社會改革的成果和日益加快的開放進程。但排行榜依舊是件難做的事。即使是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處長程學斌也承認：“隱瞞收入與財富多寡呈高度正相關，收入越高，漏報的越多。從統計角度來量化這種漏報的概率，估計收入最高的20％那一群體，只有五六成的準確度。”

    今年排行榜的編制團隊有胡潤和他的四位助手，前後花了半年多的時間來做調研、製作這份排行榜。事後，有記者問胡潤：“你認為編制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胡潤回答：沒有一個暢通的渠道。他們此次一開始考慮範圍的大約有1000多位企業家。經過初步篩選，對其中300多位企業家進行了重點調研和考察。上榜的100位企業家都有過聯繫，而且對其中一半的人進行過採訪，包括實地去調研過他們的公司和進行比較詳盡的電話採訪。

    針對有一些企業家不願上榜的問題，胡潤表示，工作並不因為別人的想法而停止。“如果我們通過一些公開的企業資訊披露，或者公開的媒體報道，獲知該企業家的資産值得我們調研，我們還是會堅持做研究工作。他上榜與否或者排名前後並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至於為什麼中國的企業家對排行榜表現出了比較複雜的心態，胡潤認為，其原因主要是他們擔心輿論對其評價的不確定性。胡潤還特地向媒體舉例説明瞭這個情況——“今年有位廣東的企業家，一開始我們與他聯繫的時候，他反覆跟我們強調，不希望上榜，並且還發傳真來告訴我們，他的資産其實很少。但是過了一個月，他突然又跟我們聯繫了，説他的企業經過有關部門的審計，資産狀況良好。他表示，上次的傳真不可信，他可以重新提供有關他資産狀況的證明。他前後態度180度的大轉彎，讓我們奇怪。追問下來，他告訴我們，因為當地有關部門的領導支援他進入這個排行榜，覺得這對企業、對地區經濟都有意義。”

    今年《福布斯》排行榜比往年更引起人們的關注，因為它與富人逃稅嫌疑挂上了鉤。以往幾屆榜上有名的富豪就是在稅上跌了跟頭，《福布斯》製造者胡潤也曾向記者坦言：因為稅的原因，今年在調查中遇到了不少麻煩。杭州的一名稅官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杭州上榜的幾位企業家“很乾淨”，沒有發現他們在納稅上有什麼異常的情況。

    中國需要健康的財富榜樣

    據一位中國駐美外交官説，海外的華人圈中普遍看好這種做法，因為這有助於增進西方社會對中國的了解。今年《福布斯》“2002年中國富豪100”的最後一名的資産是折算成人民幣將近7億，去年是4.2億，前年是2億，1999年是5000萬，這一數字的變化，説明瞭正當、正規的富豪越來越多。中國人富了，富翁多了，海外華人為此感到驕傲和自豪。

    最新的《福布斯》中國內地100首富排行榜揭曉後，總有人追問，推出這一排名既然能為海外的中國市場熱推波助瀾，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媒體不做這件事情呢？為什麼讓外國人“越俎代庖”為中國富豪排名次？其實原因很簡單，操作起來難度太大，失敗的風險太大。《福布斯》排行榜受到廣泛關注，既源於雜誌本身的國際知名度，也依賴於海外媒體相對超脫的身份。

    在美國，比爾蓋茨們每年都要為自己的財富收益向美國國稅局主動報稅、繳稅。他們的房子要交房地産稅，他們的股票收益、工資收入要交個人所得稅，他們的證券資産、不動産數量基本上一目了然。在這樣的情況下，《福布斯》不用費多大力氣就可以統計出一個大體準確的數字。而我國目前還沒有完備的個人資産統計制度和稅務稽查制度，個人財富極難統計。而且國人慣於“財不外露”，“藏富如防賊”是國人的普遍心態。所幸金融實名制已在國內開始實施，個人收入資料和個人信用資料都將不斷完備。我國市場經濟轉軌的航船正在徐徐駛入法制化、規範化、完善化的軌道，因此賺取陽光下的利潤才是財富正道。

    文明社會的現代文化視財富為文明的成果，其間的人無不都在追求財富人生。擁有合法所得的財富是成功的標誌，更能得到社會的尊敬。有一位網民這樣説道：“我很想在自己的國家看到那些充滿智慧並引領我們創造更多財富、造福一方的富豪們人人爭上財富榜，因為這説明我們的法制更健全，競爭更公平。”的確，如一位專家所説，規範、成熟市場經濟下富豪們的財富乾淨且“成色”足，經得住考驗，自然不用擔心曝光。

    雖然目前《福布斯》為中國富豪排名的實際意義還遠不如它的象徵意義，但民營企業的成長包含了我國制度創新的巨大成就，包含了企業家的辛苦與心血。胡潤因為編制排行榜，對中國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家作了連續4年的跟蹤。他説中國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家每一年都有新變化，讓他驚喜。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已是不爭的事實。

    財富代表著成功，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就像一面面旗幟，激勵著後來者追逐財富。胡潤強調，他及《福布斯》之所以有興趣調研的民營企業家，希望打開一扇窗，讓世界來了解中國民營企業，看看中國的經濟舞臺上正上演著怎樣振奮人心的大戲———雖然可能看不到全部，但至少可以看到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袁音）

    《市場報》 (2002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