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宣佈,中國政府任命資深外交官王世傑為中國中東問題特使。這是中國首次向中東地區派特使,表明中國對中東的外交政策發生變化,加大了對中東問題的參與力度。中國作出向中東派遣特使的決定,既是為了適應國際形勢、特別是中東地區形勢的變化,也是隨著中國國力增強、自身大國地位進一步鞏固,對地區事務影響力提升的客觀情況使然。
冷戰後保持超脫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政府堅持“獨立自主”的總體外交戰略,其中東政策的重點表現為:第一,保持與中東各國的經貿、勞務、科技和安全關係;第二,堅持在中東問題上公平、公正的立場,力主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處理具體問題;第三,積極防範中東國家與台灣發展關係。最為突出的一點是,中國始終奉行相對超脫的政策,即不直接介入具體問題的調解。
中國與中東地區距離遙遠,與阿以雙方均無直接利害衝突。而阿以矛盾根深蒂固且錯綜複雜,中國若直接介入難免引火燒身,得罪任何一方都無益於中國在中東利益的實現;而冷戰後,美國憑藉其“一超”地位獨霸中東。與美國在這一地區抗衡,既不是中國國力所能及,也不符合中國政府“韜光養晦”的原則。
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對地區事務的影響力明顯增大。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再墨守陳規已不能適應形勢需要。於是,中國外交開始呈現出由地區性向全球性轉變的趨勢,特別是9 11事件後,中國外交“走出去”更是形勢所迫。
中東國家力邀中國介入
美國繼軍事打擊阿富汗後,又欲借進一步擴大“反恐”戰爭“改造”中東,並將矛頭直指美國的死對頭伊拉克。美軍事打擊伊拉克已成“箭在弦上”。與此同時,巴以衝突也愈演愈烈,雙方以暴易暴的衝突形成惡性迴圈,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美國屢次出面調解也無濟於事,不得不推出“中東和平新計劃”,強制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進行改革,力爭穩住巴以局勢,為下一步軍事打擊伊拉克鋪路。
歐盟、俄羅斯等大國及聯合國表現出積極涉足中東事務的勢頭,均派出特使活躍在中東,試圖在美國製造的“反恐”環境下分得一杯羹。
相形之下,中國則在中東事務中聲音則顯得比較微弱。今年7月,由美國牽頭召開討論中東問題的“四方會議”,有歐盟、俄羅斯和聯合國參加,而中國被排除在外;9月再度召開討論巴勒斯坦建國問題的四方會議,中國又“榜上無名”。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如繼續游離于全球聚焦的中東事務之外,顯然與其大國地位不相稱。
另外,作為中國的傳統朋友,阿拉伯國家也紛紛呼籲中國在巴以問題上發揮作用。巴勒斯坦駐華大使穆斯塔法 薩法裏尼博士對此忿忿不平,屢次強烈表示中國在中東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是“最為公正的”,中國完全有資格,也有義務參與中東問題的解決。約旦駐華大使更是直接以強烈的語氣要求中國向中東地區派遣特使。
作為阿以衝突一方的以色列不僅重視對華關係,而且一直十分看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大國地位,也非常在意中國對中東問題的態度。希望中國能夠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對阿拉伯國家進行“説服”工作。以色列外長佩雷斯前不久表示,以色列“非常重視中國的聲音”。鋻於此,顯示大國地位,回應中東國家的呼籲,中國責無旁貸。
打擊“東突”、反遏制——中國自身安全的需要
其實,中國對中東形勢的關注,在新形勢下積極參與中東地區事務也與自身安全息息相關。
伊斯蘭極端勢力與“東突”等民族分離主義力量再度興起。9 11後,中國新疆地區境內外的“東突”等“民族分離主義”勢力重新抬頭。去年以來,“東突”勢力在歐洲等地頻繁舉行會議等政治活動,大有“反攻新疆”之勢。“東突”和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大本營均在中東地區。因此,這一地區局勢發展變化,特別是巴以衝突和美國軍事打擊伊拉克是否會激起這兩股勢力的“反彈”,不但關係到未來的中東局勢,而且會影響到中國西部邊陲的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介入中東事務,已不再是“事不關己”,而是事關重大。
美國借9 11事件發起這場“反恐”戰爭,其幕後的戰略意圖已日益彰顯。從地緣戰略層面上看,美國可通過阿富汗戰爭進軍中亞,又可通過軍事打擊伊拉克,鞏固其在中東的霸主地位,並對中東國家進行“民主”改造。這樣,便可從北、西兩面對中國形成鉗制之勢。因此,加大介入中東事務力度,阻止美國在中東事務中為所欲為的做法,也是在遏制美國霸權方面另辟蹊徑。
再者,廣交朋友、聯合反霸是中國對包括中東地區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一貫政策。在美國“反恐”戰爭開始染指中東,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普遍對美國在巴以和伊拉克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不滿之際,似更有必要加強中國在中東事務中的“公正”的聲音。
中東作為世界“石油能源庫”,是中國不可或缺的能源渠道。介入中東事務可進一步“拉攏”阿拉伯産油國,為中國在中東石油市場獲取更大的份額。
《21世紀環球報道》 2002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