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保持超脫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政府堅持“獨立自主”的總體外交戰略，其中東政策的重點表現為：第一，保持與中東各國的經貿、勞務、科技和安全關係；第二，堅持在中東問題上公平、公正的立場，力主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處理具體問題；第三，積極防範中東國家與台灣發展關係。最為突出的一點是，中國始終奉行相對超脫的政策，即不直接介入具體問題的調解。

    中國與中東地區距離遙遠，與阿以雙方均無直接利害衝突。而阿以矛盾根深蒂固且錯綜複雜，中國若直接介入難免引火燒身，得罪任何一方都無益於中國在中東利益的實現；而冷戰後，美國憑藉其“一超”地位獨霸中東。與美國在這一地區抗衡，既不是中國國力所能及，也不符合中國政府“韜光養晦”的原則。

    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對地區事務的影響力明顯增大。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再墨守陳規已不能適應形勢需要。於是，中國外交開始呈現出由地區性向全球性轉變的趨勢，特別是911事件後，中國外交“走出去”更是形勢所迫。

    中東國家力邀中國介入

    美國繼軍事打擊阿富汗後，又欲借進一步擴大“反恐”戰爭“改造”中東，並將矛頭直指美國的死對頭伊拉克。美軍事打擊伊拉克已成“箭在弦上”。與此同時，巴以衝突也愈演愈烈，雙方以暴易暴的衝突形成惡性迴圈，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美國屢次出面調解也無濟於事，不得不推出“中東和平新計劃”，強制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進行改革，力爭穩住巴以局勢，為下一步軍事打擊伊拉克鋪路。

    歐盟、俄羅斯等大國及聯合國表現出積極涉足中東事務的勢頭，均派出特使活躍在中東，試圖在美國製造的“反恐”環境下分得一杯羹。

    相形之下，中國則在中東事務中聲音則顯得比較微弱。今年7月，由美國牽頭召開討論中東問題的“四方會議”，有歐盟、俄羅斯和聯合國參加，而中國被排除在外；9月再度召開討論巴勒斯坦建國問題的四方會議，中國又“榜上無名”。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如繼續游離于全球聚焦的中東事務之外，顯然與其大國地位不相稱。

    另外，作為中國的傳統朋友，阿拉伯國家也紛紛呼籲中國在巴以問題上發揮作用。巴勒斯坦駐華大使穆斯塔法薩法裏尼博士對此忿忿不平，屢次強烈表示中國在中東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是“最為公正的”，中國完全有資格，也有義務參與中東問題的解決。約旦駐華大使更是直接以強烈的語氣要求中國向中東地區派遣特使。

    作為阿以衝突一方的以色列不僅重視對華關係，而且一直十分看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大國地位，也非常在意中國對中東問題的態度。希望中國能夠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對阿拉伯國家進行“説服”工作。以色列外長佩雷斯前不久表示，以色列“非常重視中國的聲音”。鋻於此，顯示大國地位，回應中東國家的呼籲，中國責無旁貸。

    打擊“東突”、反遏制——中國自身安全的需要

    其實，中國對中東形勢的關注，在新形勢下積極參與中東地區事務也與自身安全息息相關。

    伊斯蘭極端勢力與“東突”等民族分離主義力量再度興起。911後，中國新疆地區境內外的“東突”等“民族分離主義”勢力重新抬頭。去年以來，“東突”勢力在歐洲等地頻繁舉行會議等政治活動，大有“反攻新疆”之勢。“東突”和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大本營均在中東地區。因此，這一地區局勢發展變化，特別是巴以衝突和美國軍事打擊伊拉克是否會激起這兩股勢力的“反彈”，不但關係到未來的中東局勢，而且會影響到中國西部邊陲的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介入中東事務，已不再是“事不關己”，而是事關重大。

    美國借911事件發起這場“反恐”戰爭，其幕後的戰略意圖已日益彰顯。從地緣戰略層面上看，美國可通過阿富汗戰爭進軍中亞，又可通過軍事打擊伊拉克，鞏固其在中東的霸主地位，並對中東國家進行“民主”改造。這樣，便可從北、西兩面對中國形成鉗制之勢。因此，加大介入中東事務力度，阻止美國在中東事務中為所欲為的做法，也是在遏制美國霸權方面另辟蹊徑。

    再者，廣交朋友、聯合反霸是中國對包括中東地區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一貫政策。在美國“反恐”戰爭開始染指中東，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普遍對美國在巴以和伊拉克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不滿之際，似更有必要加強中國在中東事務中的“公正”的聲音。

    中東作為世界“石油能源庫”，是中國不可或缺的能源渠道。介入中東事務可進一步“拉攏”阿拉伯産油國，為中國在中東石油市場獲取更大的份額。

    《21世紀環球報道》 2002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