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國登山協會主席曾曙生昨天在接受採訪時説，高校登山社團起源於上個世紀50年代，但攀登8000米的山峰或是攀登處女峰這些目標從來就不是學生登山社團的任務，對學生素質的培養、意志的鍛鍊一直是首要任務。以現在中國登山運動管理中心的主任李致新為例，他大學三年級開始登山，以後5年的登山活動中，他沒有任何一個獨立山峰的記錄，但他不僅進了國家隊，而且還在26歲時登上了珠穆朗瑪峰，原因就是，高山適應、在關鍵時刻放棄登頂投入救援等等訓練和考驗在歷次登山中完成了，選拔登山人才不是以高度為標準的。曾先生説，從客觀條件來看，學生團體的特點決定了目標不可能定太高，很重要一個原因是沒有固定隊員，學生年年都有新的，越攀越高是沒有經驗作基礎的，而登山中，經驗是十分重要的。

    與此同時，一位媒體研究專家指出，不少介紹北大山鷹社的報道和資料中，往往都要以這個內容為開篇：成立以來攀登上12座雪山，而8000米的高度更是一個最為耀眼的標記。每個學生登山隊都碰上過這樣的尷尬，向媒體介紹他們的社團活動時，會有這樣的建議：什麼時候登8000米的山再説。媒體的這種關注扭曲了登山的根本意義，而這種關注也給學生登山帶來了不該有的負擔，榮譽感和社會責任感帶給學生登山活動一份沉重的負擔，使得這個完全的個人興趣和愛好變得沉重起來。

    這位專家在接受採訪時還指出，不僅媒體重視所謂高度，贊助商也更為看重。2000年，如果登山愛好者閻庚華攀登的不是珠穆朗瑪峰而是一座6000米的山峰，他是很難得到資助的，但為了對得起這個贊助，他要超越自己的極限，作最大的挑戰。

    北京某廣告公司一位經理認為，商業運作對於學生登山的滲入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推動了學生登山運動的發展，幫助更多的人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但也扭曲了學生登山甚至登山運動的根本意義，高度與難度，這些歷來被登山運動排斥的競技體育概念不自覺地進來了。

    同時，在網路討論中還有觀點認為，目前，一些社會團體對學生登山賦予“光榮”、“使命”、“爭光”、“榜樣”、“模範”、“精神”等等，也無形中增加了學生們的思想壓力。

    一位網友在網路上稱，在商業的運作、社會的榜樣、媒體的追捧下，一個本來是以興趣為紐帶，自發的學生行動變成了帶有某種象徵意義的舉動。於是，登山的本來目的出現了異化傾向。山鷹稚嫩的翅膀變得越來越沉重，而他們的目標卻越來越“遠大”。（王灝錚）

    《北京青年報》 2002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