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志雄認為，東亞地區簽署有關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趨向雖然日益活躍，但由於面臨著由哪些國家參加，以及按照什麼樣的順序邁向這一目標等問題，因此，目前尚處於“磨合”階段。

    他説，按照國際經濟學教科書的解釋，自由貿易協定帶來的經濟效果分為正面的“貿易創造效果”和負面的“貿易轉換效果”。前者是指通過廢除區內貿易壁壘，擴大區內貿易；後者是指僅在區內消除貿易壁壘，由區內相互之間的進口取代來自生産率高的區外進口。

    處於互補關係的各國相對於處於競爭關係的各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果很可能大於貿易轉換效果，因此，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獲得的利益就大。一般而言，越是發展階段相差懸殊的國家，互補關係越強，相反越是發展階段接近的國家，競爭關係就越大。

    亞洲各國的具體情況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與中國內地之間的互補關係較強，而東盟與中國之間競爭關係較強。

    其中，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互補關係尤其強，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所帶來的經濟益處也最大。

    關志雄指出，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日本與新加坡反而先行一步，簽訂了相互間的經濟合作協定，之所以會有這種結果，與經濟效率的理論沒有關係，而是儘量避免反對意見的政治理論被擺在了優先位置。這裡就産生兩個矛盾。

    首先，如果按照先易後難的順序推進，就會留下一大堆難題，廣泛的貿易自由化構想有可能因此而中途受挫。

    其次，政治上越容易做到的，經濟上的好處就越少，相反，經濟上的好處越大，産業調整及調整過程中的利益衝突規模越大。從分工利益的經濟角度講，中日間的自由貿易協定最為可取，但在政治上最難實行。這是因為即使撇開農産品的問題，日本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産業（如紡織等）會持反對意見，而中國缺乏競爭力的技術密集型産業也會加以反對。

    他認為，除了來自部分國內産業的反對之外，歷史認識問題及由此造成的兩國國民間的相互猜疑，也是中日兩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大障礙，這是事實。但是在歐洲，20世紀前半葉，德國和法國兩度在世界大戰中交戰，兩國恰恰希望通過實現經濟一體化超越過去的歷史。中日兩國同樣需要這樣的思維轉換與政治魄力。

    關志雄最後強調，中日兩國都是大國，兩國的國內生産總值佔東亞地區的80％。如果中日兩國先行一步，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他的亞洲各國也會爭先恐後地積極參加，從而大大地加快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中華工商時報》 2002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