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峰 特約記者

    ■自殺問題之所以能夠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倒不是因為我國自殺率近年來有所增長，而是因為國外的某些研究者正在將其成果向漢語世界傳遞，國內的某些流行病學研究者也通過“出口轉內銷”擴大了這種影響。

    ■從現有的數據看，自1987年以來，我國人口的自殺率一直處於降低之中

    劉峰：前一段時間，很多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中國自殺人口的數量問題。有些報道還對中國女性人口的自殺率給予了特殊的關注，據説是因為中國女性的自殺率在世界上來説是最高的；而中國自殺率的城鄉分佈，也與絕大多數世界其他國家所表現出來的城市高於農村相反，而呈農村高於城市的態勢。

    這些報道和分析是否準確反映了當前中國自殺率的變化趨勢？

    張翼：對於擁有12億7千多萬人口的中國來説，自殺問題之所以能夠將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倒不是因為自殺率近年來有所增長，而是因為國外的某些研究者正在將其成果向漢語世界傳遞，國內的某些流行病學研究者也通過“出口轉內銷”擴大了這種影響。從現有的數據看，自1987年以來，我國人口的自殺率一直處於降低之中。比如説我國大城市的自殺率，從1987年的十萬分之8.77降低到1990年的十萬分之7.62，並進而降低到1994年的十萬分之6.29和2000年的十萬分之5.51。我國中小城市的自殺率降低了差不多一半。居高不下的二類農村地區的自殺率，也從1987年的十萬分之34.79降低到2000年的十萬分之25。

    西方學者主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公佈的某些年度數據估計和判斷中國人口的自殺率分佈狀況。事實上，如果僅僅根據某些年度的總體數據資料，的確是女性高於男性，農村高於城市。

    因而，現在的問題是，對於同樣一個數據，我們應該給出怎樣的學理分析？

    在國際上，要確切探求自殺率的人群或人口分佈狀況，通常的做法是考察這樣兩組數據：其一，城市和農村的自殺率年齡段分佈；其二，自殺率的年度長期變化趨勢。

    就我國來説，雖然在總體上，女性的自殺率高於男性，但在分年齡段自殺率的構成中，青年女性的自殺率比男性高，但在40歲以上的人口中，不但男性的自殺率遠遠高於女性，而且有年齡越大，男性的自殺率較女性越高的態勢。這就是説，中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主要原因，在於青年女性的自殺率高於男性。成年後期或老年人口中自殺率的分佈狀況，與世界其他國家基本一致。

    ■在當前的學術界和媒體中，流行著這樣一個非常盛行的觀點：即青年女性社會地位的低下決定了其自殺率的居高不下。雖然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在社會上很有市場，但仔細分析，卻很讓人矛盾和困惑

    劉峰：為什麼我國青年女性的自殺率會高於青年男性？

    張翼：關於中國青年女性人口的自殺率高於青年男性的解釋，在當前的學術界和媒體中，流行著這樣一個非常盛行的觀點：即青年女性社會地位的低下決定了其自殺率的居高不下。雖然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在社會上很有市場，但仔細分析，卻很讓人矛盾和困惑。因為在分年齡段的自殺率構成上，只是青年女性的自殺率高於青年男性。在40歲或更高年齡段的人口中，都是男性的自殺率高於女性。這就是説，如果這個觀點得以成立，那麼，我們對青年女性自殺率較青年男性為高的解釋，就與40歲及其以上年齡段女性自殺率較男性為低的分佈狀況相矛盾。因為我們不能説後者的原因是女性社會地位高於男性。

    在全球範圍內，那些被稱為文明社會的國家，都是男權社會，都是男性的社會地位高於女性。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在全世界來看，在某種程度上，應該算是比較高的，因為婦女參與社會勞動和社會管理的比率名列前茅。所以，以婦女社會地位的低下去解釋中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問題，是説不通的。比如説南韓、日本等國家，婦女的社會地位遠遠低於中國，但這些國家女性的自殺率卻低於男性。

    愚見以為，中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由女性承負了較大的社會壓力所致。在家庭進一步核心化的前提下，農村青年男性的外出打工，使成年已婚女性不得不承擔家庭和田野勞作的主要勞動。她們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段，都要獨自贍養老人、撫育孩子和進行農業再生産，並同時還在某種程度上忍受著孤獨。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婦女碰到重大社會問題、解決重大社會問題或者處理家庭事務與個人糾紛時積累的矛盾，也就比其他國家婦女遇到的多。另外，中國女性追求自由與平等的那種不甘於弱小的心理構成，也較別的國家——尤其是許多亞洲周邊國家要強。因此，其所遇到的困難也就可以想見。

    在家庭核心化、農業生産家庭責任制化的同時，中國農村還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社會變化，即非農化、市場經濟化、社會流動率加速化、社會風俗和觀念現代化。可以説，正是現代化與工業化浪潮急劇地改變著農村的傳統面貌。這種變化所造成的新舊交替，是社會矛盾和糾紛頻繁發生的社會溫床。

    總體上來説，城市青年女性面臨的困惑要小于農村女性，所以，伴隨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與女青年適應能力的提高，城市青年女性較青年男性自殺率為高的狀況會逐漸變化。也就是説，在不遠的將來，城市青年女性的自殺率會逐漸低於男性，而使自殺率表現出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的性別分佈態勢。最近幾年大城市自殺率的分年齡段構成，明確地預示著這種趨勢。從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出，自1996年之後，在我國大城市分性別的自殺率構成中，男性的自殺率已經高於女性，2000年男女兩性的自殺率分別是十萬分之5.79和5.21。

    ■中國自殺率地區之間的高低差距，實際上就體現著社會轉型對人們日常社會生活的影響程度

    ■在很多社會學家看來，人們的社會地位越穩定，承擔的角色職能越單一併有著協調的角色關係，那麼，自殺率就越低；反之，人們的社會地位變化越快（不管是向上流動還是向下流動），承擔的角色越複雜且經常衝突，則自殺率會升高。也就是説，那些市場經濟中的暴發戶和突然淪落為一貧如洗的人，都可能出現高自殺率

    劉峰：那麼，又怎樣理解我國農村自殺率較城市為高的情況呢？

    張翼：你今天提出的問題，與我幾年前在南韓漢城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作相關學術報告時有人給我提的問題一模一樣。社會結構變遷是理解農村自殺率高於城市自殺率的關鍵。

    如果我們假定自殺率數據是準確的，那麼，對自殺率變化趨勢的研究，就必須置入社會的大背景中去理解。改革以來社會結構轉型的最大特點，就是使中國從農業社會逐漸轉變為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哪經歷的社會結構轉型越快，在轉型過程中對原有社會價值觀念的損毀越嚴重，對人們的世界觀與生産方式改變得越劇烈，那裏的社會失范程度就越嚴重，由社會失范所導致的社會衝突就越嚴重。

    中國自殺率地區之間的高低差距，實際上就體現著社會轉型對人們日常社會生活的影響程度。

    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家族制企業的興起，農民工自農村向城市的大量流動，還致使農村原有職業類別和農民角色關係結構進一步分化。在鄉村原來存在的溫情脈脈而又樸實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逐漸變得市場契約化，這破壞了傳統農業社區比較簡單的人際角色關係。像家族制企業內部的父子關係或兄弟姊妹關係中，也加入了如總經理與經理、會計與出納等角色成分。由此不但導致了家庭角色衝突的發生，而且還使處在社會地位急劇分化中農民的困惑和壓力也相應增加。在很多社會學家看來，人們的社會地位越穩定，承擔的角色職能越單一併有著協調的角色關係，那麼，自殺率就越低；反之，人們的社會地位變化越快（不管是向上流動還是向下流動），承擔的角色越複雜且經常衝突，則自殺率會升高。也就是説，那些市場經濟中的暴發戶和突然淪落為一貧如洗的人，都可能出現高自殺率。

    所以，在宏觀上説，社會結構轉型是影響自殺率變化的最主要原因；在微觀上，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衝突，或者説婚戀衝突是導致社會個體自殺的最主要原因。

    ■很多人都認為只有那些“不良青年”才會去自殺。可事實上絕非如此

    劉峰：為什麼青年人的自殺問題日益凸顯呢？

    張翼：不僅我國青年人的自殺率表現得較高。事實上，在世界其他國家的調查也發現，青少年的自殺率也長期居高不下。比如説，自1970年以來，英國青少年人口（15-24歲）的自殺率就一直很高。遠的不説，僅僅在1988年到1998年這10年當中，英國該年齡段人口的自殺率就高居十萬分之15，而1998年25-34歲年齡段青年人口的自殺率，甚至於達到了十萬分之27。

    1997年美國15-19歲年齡段人口的自殺率為十萬分之9.45；20-24歲年齡段人口自殺率為十萬分之13.61；25-29歲年齡段人口的自殺率為十萬分之14.36。如果考慮到白人青年的自殺率高於有色人種，那麼，白人青年在各個不同的年齡段的自殺率比以上所述的數字要高出許多。

    在中國近期的統計數字中，青年人口的自殺率，也位居前茅。有人專門研究過1980年以前中國台灣省、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華人的自殺率，發現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20-30歲年齡段青年人口的自殺率都是居高不下的。

    劉鋒：青年人本該享受自己如花的歲月，可怎麼會選擇自殺的方式去結束自己的生命呢？

    張翼：很多人都存在這種疑問，並認為只有那些“不良青年”才會去自殺。可事實上絕非如此。一項針對我國台灣省中學生的調查顯示，有大約一半的學生在面臨重大挫折時想過自殺，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曾經自己殘害過自己的身體。正因為如此，當孩子們做出自殺行為時，很多家長都感到震驚：我的孩子不會這樣的呀？他（她）為什麼會這樣？

    在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有些青少年的自殺，純粹在於哭訴自己的苦境並竭力尋求幫助。當然，也有一些青少年的自殺，則出自於報復心理。也就是説，他們自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讓珍愛他們的人感受內疚和痛苦。這種以自己的死亡而懲罰父母親或戀人的心理，是一種比較極端的行為。但這種自殺的青少年，往往並不是為了真正殺死自己，他們只是將自殺作為一種社會符號來表達，表達著自己對現實的欲求。

    而另外一種自殺，則是以自己自殺的方式懲罰自己。比如説吸毒者的自殺，或者賭博者的自殺等等，就屬於這種類型。這類自殺者之所以也採用自殺的方式來殺死自己，其實並不是為了殺死自己的生命。他們真正要殺死的，是自己的那種“吸毒”的或者“賭博”的行為。所以，這類自殺往往採用較為輕緩的手段，比如説割脈和大量服用藥品等等。

    不管是懲罰別人的自殺，還是懲罰自己的自殺，他們都是以死亡的方式剝奪對情感的寄託。青少年在人格的形成時期，往往比較單純，其思考問題的方式，也很簡單。有時候，認為自己不被父母親喜愛，或者認為自己醜陋，或者認為自己的某種失敗會帶來恥辱，如此等等的環境壓力，在得不到消除的情況下，都容易讓這些青少年産生輕生動機。

    ■絕大多數自殺者自殺的目的，都不在於殺死自己的生命，而在於解脫自己當前不可忍受的困惑、焦慮、緊張、不安或者失望

    ■他們重新看到陽光的時候，無不為自己的自殺行動而後悔

    ■家人和親友的關心，基本上可以將自殺者的自殺企圖消除在籌劃的驛站

    劉鋒：自殺有什麼時間表現上的規律性嗎？我們應該怎樣預防自殺？

    張翼：絕大多數自殺者自殺的目的，都不在於殺死自己的生命，而在於解脫自己當前不可忍受的困惑、焦慮、緊張、不安或者失望。許多非致命自殺的人，或者自殺過但卻倖存下來的人，都能夠正常生活並熱愛自己的生命。他們重新看到陽光的時候，無不為自己的自殺行動而後悔。因此，只要對具有自殺企圖的人給予關心，他們都能夠很快地從焦慮和不安中解脫出來。

    絕大多數自殺者的自殺行動，雖然是長期的焦慮、困惑和失望的産物，但有些自殺者，卻是一時的情緒衝動。在此一時間、地點和社會環境中的這個自殺決定，在彼一時間、地點和社會環境下，就會蕩然無存。正因為如此，家人和親友的關心，基本上可以將自殺者的自殺企圖消除在籌劃的驛站。

    對具有自殺企圖的人的最大幫助，就是耐心地傾聽或與其交談，給其以感情的慰藉，並使其感覺到他的存在對周圍的人是多麼重要。要使其相信，痛苦是暫時的，而生命只能夠有一次，這是最值得珍惜的。

    在某些情況下，自殺過一次的人，往往還會在精神壓力襲來時，忽然再生自殺的衝動。因此，家人和親友對其施予的關心，不能在暫時的自殺衝動消除後，就認為萬事大吉。我們仍然得給他們以愛、以關心和尊重。要仔細傾聽他們的情感世界，要逐漸地、溫和地將他們偏誤的思維拉回到現實的土壤，要以時間和愛去拯救他們的生命，要以我們自己的生活去吸引和容納他們的生活。

    自殺率的確存在著季節性分佈的特點。一般來説，春天和夏天的自殺率要高於秋天和冬天，農村比城市更明顯地表現著這種特點。但除了這種季節性的時間特性之外，另外一個重大的時間規律性，就是伴隨社會大事件的發展和變化，某些深受這一事件影響的個體，會在壓力下出現較高自殺幾率。比如説高考過後某些考生的自殺，就是如此。針對這一點，家長應該在高考過後，少説一些與考試和升學有關的話題，多與子女談心，以深厚的仁愛之心去舒緩孩子的焦慮。對那些對自己預期過高的考生來説，倘若有馬失前蹄之嫌，家長就更應該多與他們相處。

    另外，重大的節日和假期過後，也有一個不大不小的自殺率高峰。平常大家都在上班，接觸的時間不多，家庭矛盾不會充分展開。而假期和節日，本應該是歡樂的時光，可家庭內部成員之間淤積的某些摩擦，卻易於破壞節日的氣氛，而且還由於受了“親近的人”的傷害而使某些個體更覺得失望與痛苦。在節日衝突中，戀人矛盾和家庭矛盾所導致的自殺佔據絕對重要的比重。

    《北京青年報》 2002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