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監督”相對於政府監督而言，是包括公民個體監督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的公眾監督。

    這一法律條款確立了一個大前提，即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除了政府監督外，還必須充分調動全社會監督的積極性。在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方面，比之《消法》第二條的規定，這一條款顯然是在內涵和外延上的進一步擴充。所以，那些“個人職業打假者”知假買假據以索賠，只是他們行使法律賦予的社會監督權的獨特方式。

    這種訴訟行為和法律並不相悖，在某種程度上比政府部門和消費者協會採取的打假措施更為有效。大量實踐表明，現行法律關於“退一賠一”的處罰力度，對假冒偽劣商品生産者和經營者的震懾相當有限；尋求“退一賠一”目標實現的過程，亦不足以給受害的消費者以維權的最大便利。一些商品欺詐者之所以對於王海東類型的打假者特別“感冒”，也從反面證實了這一點。

    現在，不少法院以“職業打假意在牟利，道德上不可取”，或者“職業打假者不算消費者”為理由判決職業打假者敗訴，實質上是設置了不支援社會監督的壁壘，抑制了公民個人打假的積極性，抹煞公民個人打假的公益性，對公民個人打假為政府所節省的執法成本更是忽略不計。

    試問，以王海為典型的公開聲明知假買假的打假者，只有誰會害怕？只有廣大公民都自覺行動起來，以各種方式匯成社會監督的強大力量，才能最有效地凈化市場，最大範圍地驅除假冒偽劣。這種行為是法律提倡的，也是順應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需求的，它既是公民責任感的體現，也是中國建立商業誠信取信於世界的群眾基礎。

    浙江的《辦法》從購買數量角度考慮到了知假買假據以打假的積極因素，這是有參照意義的。而上海的《條例》未從社會監督的立法本意理解《消法》，僅僅拘泥于界定消費者的定義，排除了職業打假的公民個體行為的合法性，這就把作為一個整體的《消法》割裂開了。

    還應該指出的是，“王海”們個人打假行為，是存在經濟風險的。如果他們對商品是否屬於假冒偽劣的甄別判斷有誤，因而打錯了對象，法院當然不能給予支援。

    人民日報 2002年0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