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認為，與外國相比，中國企業的生態環境至少在三個層面上有很大區別：制度層面、法律層面、文化層面。

    我們是“傳真紙幹部”，一紙傳真過來就可以免你

    中國企業佔經濟總量中比較大的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資産，實際上企業的管理層是沒有決策權的。這一點對外國企業來説就很不適應，而且他們的管理層流動性很強。我們自己開玩笑，説我們是傳真紙幹部，一個傳真紙過來就可以免掉你，再換一個領導，所以他不可能有長遠的考慮。

    我原來在四通，那是民營企業。我現在在中關村科技，這是北京市政府直屬的企業，這個資産應該是北京市政府的。劉淇市長委託的代表人又是住宅建設總公司的經營層，他想的問題和劉淇市長想的是不一樣的，在重大問題上幾乎沒有一件事是一樣的，這種體制我想外國企業恐怕很難理解。

    在GE的成長、它的購並過程當中，一種方式是買了以後把它慢慢扶持讓它長大，還有一種方式買了以後弄一弄以很高的價格賣掉，這也叫並購成功。但這在中國做不到。中國沒有一個成熟健康的資産交易市場，購並了以後，你買了以後，像結婚似的，你只能一輩子白頭偕老。如果中間發現問題了，是不可以調整、不可以流動的。 所有者代表人這種不清晰、不準確、不授權，和外國有很大的差別。所以，中國不可能生長出GE來。

    在美國開車開得很好，在中國試試?

    中國法律層面的問題，第一不是很完善，第二個執行起來的力度和問題就更多。中國法律不是很健全，但更主要的是執行問題。我們看過美國的交通管理法，和中國的交通管理法文字上差不多。在美國開車開得很好，在中國試試?你肯定不敢開。執行的問題很大，從法律上的差別可能還比較小，但是執行起來差別會很大。在美國停下來駕駛員必須看到前面那個車的轱轆，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在中國停車可以離得很近，差三公分兩公分就行，這實際上是很危險的。

    國有企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

    中國應該説過去幾十年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國有企業的企業家，他們做得很大，但那不是他做的，那是國家的特許經營權使他做得很大。那種企業它做得很大，是他的管理能力強?是他的決策能力強?是他的商業模型設計能力強?不是的，是一種特許經營權。他們都説我們是企業家，但是我自己從來不敢帶“家”字，我們只是做企業的工作人員。國有企業有各種制度約束，那時候常常講我們是冠軍，但是我們是殘疾人運動會的冠軍，根本不是奧運會的冠軍。

    我一直在鼓吹張維迎教授的説法：在全球的五百強企業和華人企業相比，五百企業強企業有名，企業家沒名；華人企業是企業家有名，企業沒名，比如蓋這個樓的李嘉誠先生，他那個企業叫什麼名字，中國人沒幾個人知道，但是説李嘉誠誰都知道。諾基亞的董事長是誰?愛立信的董事長是誰?一般人未必知道，但是這些公司如雷貫耳。我個人把它歸結為中國人在建設自己、建設領袖中心型企業；跨國公司是建設制度，而且那種制度建設得確實非常好、非常奇妙。

    第一個好處是在那種制度裏所有的員工都能夠得到激勵，充分發揮聰明才幹，如果不實現，就離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每個人在那個制度裏頭，他的能量、他的作用都會被放大，産生1＋1>3、4。中國人常常不服氣——我們比美國人每天工作時間要長，比歐洲人也長，華人學數學智商很高。為什麼我們的企業就做不好呢?我們在制度建設方面其實著力很小。（王南）

     中國經濟時報 2002年0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