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十一五”規劃中，中央提出了“新農村建設”的宏偉戰略。由於中國與南韓同處東亞，對儒家文化有著共同的體認，使得南韓“新村運動”經驗相比于歐美國家更具可借鑒性。各級政府也紛紛視南韓“新村運動”為農村現代化的成功樣板，甚至一度傳出中國將在未來3年內派出3萬名農業官員到南韓“取經”的消息。

“新村運動”一時炙手可熱。但是，“新村運動”的真相究竟如何？它從哪來，又往何處去？它有哪些經驗與教訓值得我們借鑒？特編發此稿，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南韓“新村運動”。

1970年4月22日，當時的南韓總統樸正熙在旱荒對策會議上發起了“新村運動”。這項運動最初在農村推行，後來擴展到城市、工廠和學校，工作內容也由單純的管理改革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方面，成為一場席捲全韓的全方位社會改革運動。但是，新村運動除了農村以外，其他方面並沒有取得成效。1979年11月樸正熙遇刺身亡，新村運動急速落幕。

起因：城鄉差距擴大威脅可持續發展

上世紀60年代，南韓推行了兩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啟動了“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加快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同一時期，由於政府忽視農業和農村的發展，結果造成農業和農村的嚴重落後。第一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1962-1966年)，全國GNP(國民生産總值)和工礦業增長率分別達到7.7%和14.1%，而農林漁業增長率卻不過5.1%。到了第二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這樣的差距更嚴重，全國GNP增長率和工礦業增長率分別達到10.5%、20.3%，而農林漁業增長率反而下降到2.3%。

此外，1960年，農戶收入超過城市家庭收入，但到了1970年，反而減少到城市家庭收入的70%。農業的相對落後導致國內工業産品市場的縮小和糧食進口外匯的浪費，威脅到工業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面對這些嚴峻問題，南韓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村運動”。

在新村運動之初，政府為了讓居民自願參與，強調“勤勉、自助、合作”精神。但到了1972年，工作內容擴張到增收和精神啟發，繼而轉變成“政府主導”。政府強化了各級公務員的職責，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領導體系[中央內務部(主管部門)-道(相當於省)-市郡(相當於縣市)-面、邑(相當於鄉鎮)]，要求各級公務員責任到人，各負其責。

新村運動的工作內容主要有五個方面，即基礎設施投入增加、福利、環境改善、精神啟發和城市與工廠建設。1973年-1974年的投資集中在基礎設施、福利和環境改善方面。在其後幾年，政府發現，如果居民收入沒有增加，就不能保障居民參與農村建設，所以工作重點轉變為增加農民收入。從1977年起，政府強調村容村貌的建設。

在新村運動之初，大部分投資由普通居民來承擔。比如1971年的居民負擔比政府投資多了兩倍，1972年的居民負擔增加到總投資的83.7%。為了引導村與村之間的競爭，政府採取了“揀選支援”的戰略。但隨著政府主導作用的強化、農業生産基礎設施的完善及改善農村生活環境等政策的實施，投資財源逐漸轉變為政府承擔。

成果：改善了農村生活和居住環境

這場實施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新村運動，旨在引導農民參與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成果包括農村道路建設、農民住房改造、自來水設施建設、農村電氣化、農作物高産新品種的普及、鄉村禮堂建設以及大規模培訓鄉村領導人。具體內容如下：

一是改善了農村生活和居住環境。1971年，新村運動剛開始時，全國80%以上的農家都是茅草屋，馬路、橋梁、渠道、供水設備等基礎設施也都落後不堪。為改善農村生活環境和基礎設施，政府推進了房屋改造、道路鋪設、橋梁修建、給水設備建設等項目，並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比如1970年農村電力供給量不過24%，到1979年達到98%。這是新村運動的最大成果。

二是改善了農業生産基礎設施，增加了農民收入。到1979年，農村道路建設超過當初目標，達到61201公里。通過推廣高産種子，農家經濟從自給自足轉變為商品經濟。同時還節省了農村勞動力並增産糧食，促進了農業機械化。據統計，1970-1980年期間，農戶的平均收入由26萬韓元增加到270萬韓元，增長10.5倍。

三是重視教育和培訓。新村運動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訓，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應的教育和培訓機構。教育與培訓內容包括地區開發、意識改革、領導培養、提高市民素質、技術推廣等。教育與培訓使農民培養起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觀念。

弊端：政府主導造成農戶負債更加嚴重

通過新村運動，農村生活環境、農業生産基礎設施等得到了改善，但負面影響也不小。

首先，以中央政府為主導的推進方式，雖然有利於高效率地推行國家政策，但不可避免地産生不顧地方的特殊情況和地區差異而強求一律的推進方式。更重要的是，由於運動過程中不能保障農民的自願，許多自願的工作也變成了官辦，造成了農民和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過分依賴。

其次，新村運動並沒有大規模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相反卻造成嚴重的農戶負債。因為新村運動推動農村現代化、城市化，追求美好的物質生活，農民不得不改造自己的房子或屋頂，他們不得不承擔嚴重的負債。1970年-1980年，農戶平均負債由1萬6千韓元增加到34萬韓元，增長21倍。

南韓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最終是在新村運動結束後才實現的。經過上世紀後二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南韓迅速實現了城市化，農業人口占到總人口的比重不足10%，農民在其他非農部門大量兼業，農民收入增加更為迅速。上世紀90年代初，南韓農村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已經佔到城市居民收入的95%。2005年，南韓農民收入達到3050萬韓元，20多年裏又增長了11.3倍。

新村運動儘管很快地促進了農村和農業現代化，然而，極為有限的政府投資加上中央政府主導的推進方式，不可能根本改變農業和農村結構。更由此産生了農戶負債、勞動力轉移和對中央政府依賴等問題。近幾年，南韓農村增收速度有所放緩，農村空心化、勞動市場波動和城市貧困等又成了新的問題。2005年南韓農村居民收入佔到城市居民收入的78.2%，比上世紀90年代下降10多個百分點。

啟示：城市化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

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條件差異常常很大，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某些短期做法，另一個國家往往是不可學的。但長期來看，因為人類的共性，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經驗對其他國家總有借鑒意義。南韓農村發展總的來説是成功的，它的經驗很值得我們思考、借鑒。

南韓實行土地私有制，這為南韓農民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創造了條件。同時，土地私有制也為農民合作社的良好運作創造了基礎。南韓的實踐證明，因為農民廣泛獲得了社會保障系統的幫助，且國家不支援城市資本在農村圈佔農業用地，農村就很難出現農民迅速喪失土地流離失所的情形。我們一些學者所擔心的土地私有化會造成大規模土地兼併的情形，在南韓、日本和台灣地區不僅沒有出現，反而是相反的情形在困擾著他們。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普遍問題是土地經營規模過小，農業經濟效率的提高受到制約。

南韓的經驗證明，城市化是解決農村發展問題的根本出路。南韓農業實現了現代化，南韓農村居民的收入能接近城市居民，歸根到底是農民數量在短期內迅速減少，餘下的農民又有機會在城市經濟部門得到兼業機會，這使得政府在支援農民時的負擔得以相對減輕。這個道理看似簡單，但卻是世界主要國家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普遍有效的做法。

在農村發展中究竟是政府主導還是農民主導，這是看起來容易、其實不容易解決的難題。因為現代國家實現了高度工業化，科學技術裝備農業的能力大大增強，技術裝備的成本相對降低，國家支援農業的能力也大大增強了。再加上各國政治家為贏得民心，對農産品市場進行過度保護，使得政府支援農業有了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支援。但是，這種做法的後果是減弱了農業領域的競爭性，阻礙了農業經濟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在一些國家，甚至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也成為市場的壟斷因素，不利於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這使得農産品價格十分高昂。政府對農業的畸形支援政策所造成的消極後果，直到近些年才有所顯示，引起了各國社會精英的關注。

總的來説，中國農村發展的問題與目前南韓這樣的國家有很大不同。土地産權不清、政府對農業的支援力度不夠、城市化程度低、農民隱性失業嚴重、農村公共服務水準低，是我們面臨的最關鍵問題。從南韓的歷史經驗看，我國政府必須下決心解決農村土地産權不清問題，採取更有效的政策保護農民的土地財産權。政府應採用更積極的城市化政策，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解決農村隱性失業問題。

另外還要認識到，發展農村經濟，最本質的還是農民權利問題，具體就是農民財産權、農民自由遷徙權和農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務權利等三方面的問題。只有有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態度和決心，具體政策才能制定出來。在制定具體政策的過程中，南韓新村運動中的一些做法我們還是可以學習的，而另一些做法(如政府干預過度等)則是需要避免的。

作者介紹：

徐廷旻[南韓]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農經係博士研究生

黨國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農業經濟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