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一種新現象：很多大學畢業生初次就業工資和再就業職工的工資呈下降趨勢，而從農村流動到城鎮就業的農民工工資卻呈提高趨勢。這樣，三個不同勞動者群體的工資水準出現了趨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它給人們帶來什麼啟示呢？

勞動者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和勞動技能等人力資本稟賦是不同的，所以，勞動力市場上存在工資差異是正常現象。但如果在不同勞動者群體之間存在工資的系統差異，就意味著勞動力市場存在歧視現象。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在農民工與本地工人之間就存在這樣的系統差異，農民工比本地工的平均工資低大約１／４。在這個差別中，大約３０％—４０％是具有相同教育水準的工人之間由於歧視性因素造成的。研究者發現，農民工的邊際勞動生産率是其工資率的３．８６倍，而本地工的邊際勞動生産率只是其工資率的８０．５％。在一個沒有扭曲的勞動力市場上，勞動者應該獲得與其邊際勞動生産率相等的工資。可見，農民工的工資被壓低了，而本地工的工資被抬高了。

現在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隨著“民工荒”的出現，農民工的工資正以前所未有的幅度上漲，僅２００５年一年，農民工工資漲幅竟超過了以往１０年的總和。而再就業職工在重新找到工作的崗位變化中，工資卻普遍降低了。同時，大學畢業生初次就業的工資也大幅度下降。撇開“零工資就業”等極端現象不説，起薪１０００元以下雇用大學畢業生的現象已經不是少數。勞動力市場的這種變化説明，以前勞動者群體之間的工資差異是存在扭曲的，現在發生的變化則是對這種扭曲的矯正。

再就業職工年齡偏大、缺乏技能、受教育程度較低，相對於年輕並以初中畢業生為主的農民工來説，的確不具備人力資本上的優勢。那麼，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何以也加入到工資趨同的行列中來了呢？一方面，這是勞動力市場匹配的問題。近年來，大學不斷擴招，高等教育迅速發展，但大學的專業設置、教學內容和畢業生安置的體制機制尚未與勞動力市場很好銜接。在大學畢業生的技能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之間存在不匹配的情況下，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只好轉向專業外的崗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人力資本與其他勞動者群體相比，就沒有了明顯的優勢。另一方面，這是高等院校教學品質的問題。在不能保證每個畢業生專業對口的情況下，如果大學能顯著地增進學生的普適性技能，如外語、電腦、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也可以大幅提高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但許多大學並沒有這樣做，教學品質有所下降。大學畢業生一旦不能找到發揮自己專業技能的崗位，就只好到低端勞動力市場去競爭。

不同勞動者群體工資趨同的現象，給人們提供了一個重要啟示：縮小不合理的工資差距，並非只能以增加低端群體工資這一種方式來實現，還可以通過降低原來高端群體工資的方式來實現，即加法和減法兩種方式同時運用。這樣，可以以較小的補償成本達到改革的目的。

既然工資趨同現象是對勞動力市場扭曲的矯正，這就意味著對這一過程的過多干預是不適宜的。也就是説，無論對大學生來説，還是對再就業職工來説，其工資水準趨於降低都是市場作用的結果。如果試圖通過行政干預對這兩個群體進行保護，哪怕是出於良好用心，也會使勞動力市場的功能遭到損害，最終不利於這兩個群體的就業。當然，不過多干預並不意味著無所作為。從政策引導和公共服務的角度，政府和社會應該針對目前勞動力市場非正規就業增多的特點，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保護機制建設；針對未來勞動力流動性強的特點，構建有效率的就業、再就業培訓體系；針對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需求脫節的現象，積極構建以勞動力市場為導向的教育體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蔡 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