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淵

【提要】今天不少台灣學者西渡大陸，重新開啟兩岸學術交流的大門，儘管不是一次巨大的流轉浪潮，但卻是一次重要的合作契機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1948年到1949年，在整個中國知識界存在著兩個去向的問題：

是留在大陸，還是東渡台灣？政治力量的決戰階段，國共兩黨的歷史和紛爭無情地影響了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包括梅貽琦、傅斯年、錢穆、羅家倫等當時中國最有名的知識分子，都選擇了東渡台灣。而像胡適這樣既不願意留在大陸、又不願意前往台灣的學者，所做出前往美利堅大陸上度過余生的選擇，是不是一種中庸而又無奈的舉動？

這種選擇正確與否，作為晚輩，在歷史語境還沒有徹底變化的情況下，自然無法評説。因為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已經不可避免地與政治聯繫在一起了。但是最近的一則新聞，則讓我們注意到知識分子的西渡和回歸。最近有台灣教授已決定赴大陸高校專任教授。台灣政治大學金融係教授霍德明6月28日晚在北京時，證實他已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擔任全職；台灣大學經濟係教授朱家祥也向臺大辭職，近期將赴北大專任教授。

其實台灣知識分子回歸大陸不算什麼新聞，因為在90年代初，就有不少台灣高校的著名教授頻繁到大陸講學或者授課。而台灣學生赴大陸的高校求學也逐漸轉熱。在去年宋楚瑜赴清華大學演講的時候，一位清華的臺生就向他提出了台灣學生大陸學歷認證的問題，足見兩岸學術互動已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霍德明、朱家祥們與60年前的前輩有著本質的區別，甚至和20世紀80年代兩個籃球渡海峽的北大教授林毅夫都不盡相同。如果説梅貽琦、傅斯年等人在當時政治情勢下的選擇是歷史的玩笑，而胡適遠行美國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孱弱，那麼今天的台灣學者們，則更可以説是知識分子的自然遷徙。這種遷徙，與政治風氣有關，也與社會發展有關。

知識分子是整個社會最脆弱、也最敏感的一個群體。他們就像我們中學時學到的變形蟲一樣，能夠感覺社會政治每一點細微的鹽分刺激。因為他們實在是離政治太近，也太敏銳了。因此在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的選擇就成為衡量社會變化去向的一個重要尺度。在兩岸過去的近60年中，知識分子的流轉都是必然的事實。

不過知識分子的流轉，也是一種無奈和虛弱的選擇。在社會轉型的大時代，選擇離開者往往願意“躲進小樓成一統”。這種“小樓心態”也在台灣遭遇過學術研究的困境。就父輩長期了解的古文獻與考古來説，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可謂是全體精英搬到台灣，但是古文獻和考古的資源畢竟在大陸。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裏，竹簡、甲骨文、

三星堆等文物文獻頻繁出土和再解讀。大陸年輕學者迅速成長，很大程度上與豐富的研究資源不可分離。而台灣學者感嘆説，台灣空有精英，缺少的正是這樣富足的資源。

大陸有資源、有內容、有活力，甚至其自身都是社會學者們值得研究的巨大對象。這是台灣不少知識分子在大陸參觀後的真實體會。在大陸蓬勃的學術空氣中，更多的台灣知識分子看到了可以突破的契機。當然，台灣島內社會目前的現狀也讓許多知識分子感到不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更願意選擇大陸作為新的發展空間。

在20世紀中，中國知識分子曾經有過三次巨大的流轉浪潮，每一次都與政治變革有關。20世紀初，中國年輕知識分子從海外歸來，形成巨大的現代化浪潮可被視為第一次；抗日戰爭中，許多學術精英遠涉山水抵達西南，組建西南聯大則可被視為第二次；國共交戰後期，大量知識分子東渡台灣，則可被視為第三次。今天不少台灣學者西渡大陸，重新開啟兩岸學術交流的大門，儘管還不是一次巨大的流轉浪潮，但卻是一次重要的合作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