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一經出現，就被視為是國家主權的體現。但是，為了共同的利益，主權國家也可以讓出部分主權而發行統一的貨幣。如歐元。

歐元的出現，讓人們看到了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通過改革貨幣制度以規避匯率風險、降低美元依賴、減少貨幣儲備成本的成功路徑。歐元，像一面旗幟，攪動著亞洲各國政府的神經，這個民族眾多、信仰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極度不平衡的地區，為歐元所鼓舞，也做起了亞元之夢。

亞元之夢的誕生不僅僅是歐元的引領作用。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區域經濟的迅速發展、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都是亞洲貨幣合作的經濟基礎。但是，僅有貨幣合作的願望和要求是遠遠不夠的。

貨幣固然是一個經濟範疇，但是在德國哲學家西美爾看來，貨幣更是重要的文化事件，貨幣引發社會文化主導精神的轉變並對個體心理氣質施加影響。因此，亞元是否能夠成功推出並被廣泛認可，不僅取決於現實的經濟需要，更要在文化上有廣泛的認同。亞洲貨幣合作缺的恰恰就是文化基礎。

與歐洲相比，亞洲更多的是一個地理概念。從宗教信仰上講，基督教是歐洲各國最主要的宗教信仰，而亞洲諸國則分別信奉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從文化淵源方面來看，産生於歐洲大陸任何一國的思想運動均會影響到整個歐洲，像法國思想啟蒙運動、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一經産生即傳遍歐洲，從而成為歐洲各國共同的文化理念和道德準則。而亞洲顯然缺乏共同的文化洗禮，華夏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雖然歷史悠久，但卻各有祖先，分立而不融合，與同為兄弟的歐洲國家相比，亞洲各國沒有共同的文明基礎，缺乏文化的歸屬感和向心力。因而，在亞洲，既有日本、南韓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中國、越南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西亞諸國更是情況複雜。

根據歐元的經驗，在貨幣一體化的過程中，通常要有一兩個主導國家，正如歐洲的法德兩國。日本是亞洲經濟最強大的國家，金融體系發達，貨幣自由化程度高，因而日本擔當亞洲貨幣一體化主導國家責無旁貸。但是，明治維新以來，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在經濟上，日本的戰略中心在歐洲而不在亞洲，即所謂的“脫亞入歐”。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福澤諭吉的呼籲“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早已成為日本現代化的指南，並成為日本對待亞洲其他國家的基本態度。因此，在日本人眼裏，東亞區域合作是從屬於環太平洋大區域合作之下的次區域合作，日本對亞洲經濟合作的這一認識是與大多數亞洲國家有著本質區別的。這使得日本提出的任何貨幣合作計劃缺乏足夠的公信力。其實，在未來的亞洲貨幣合作版圖中，日元更有可能像今天的英國，游離于亞洲經濟合作之外。

中國或許有可能成為亞洲貨幣合作的主導國家，但中國的經濟還不夠強大、金融體系還不夠健全，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還未到來，在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上，“路漫漫其修遠兮”。

亞元，作為一個夢想已經提出來了。貨幣區域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古典主義在貨幣領域的復興，是金本位制度在區域內的重演，因而，它也需要古典主義的條件：生産要素自由流動是其中的首要條件，而這則要以政治上的認同和信任為基礎。

加拿大經濟學家利普西將經濟一體化分為六個類型：特惠關稅區、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貨幣與經濟聯盟和完全的經濟一體化。在亞洲尚未建立起自由貿易區和共同市場的時候，貨幣一體化還屬於空中樓臺。更重要的是，貨幣一體化雖然發端于共同的經濟利益需要，但支撐它的則是相互間的認同和信任。這些，還有賴於亞洲領袖們的政治智慧和艱苦工作。（郭紅玉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貨幣經濟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