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鄒民生 樂嘉春

李長安 北京多科德經濟諮詢公司首席研究員，經濟學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勞動與就業、收入分配等。

楊宜勇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導，兼任中國勞動學會副秘書長，中國就業促進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人口與就業、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政策研究。

邱晨曦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城市經濟。

收入分配差距是反映一個社會經濟肌體品質、資源配置效益和社會公平公正與社會和諧狀況的重要指標之一。繼今年2月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逐步理順分配關係，努力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促進社會公平”後，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開會議，專門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7月初，中央再次召開座談會，就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徵求黨外人士意見和建議。

決策層的這一系列舉措，意味著新一輪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已經拉開序幕。那麼，此項改革將對中國社會未來經濟發展走向，特別是中等收入階層的造就産生哪些影響？對投資界來説，如何認識這種基本面上的重大調整，並做相應的策略應對，這些都是值得一議的話題。

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連續多年呈不斷擴大態勢，對社會和諧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已造成明顯阻礙，這是新一輪制度改革的關鍵因素

主持人：各位好。今天我們來談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問題。我們知道，近十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總體上雖然呈增長態勢，但在總量增長的同時，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而且呈加大趨勢。這不是件好事。現在想問各位的是，對本輪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你們怎麼看？

楊宜勇：這次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主要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並且已經成為阻礙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背景下進行的。

伴隨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收入水準的普遍提高，收入渠道的多元化促進了城鄉居民收入格局的多樣化，帶來了經濟利益在不同群體間的重新調整和社會收入分層的加劇。

居民收入差距在城鄉、行業、地區之間的擴大，已經是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時期社會經濟領域的焦點問題。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而我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特別是中國的城鄉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並且呈不斷增大的趨勢。

李長安：中國的貧富懸殊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的分配方面，也體現在收入分配的結構方面。除了上面楊老師提到的城鄉差距外，還有地區差距、行業差距、職業差距等。

比如地區差距，從經濟總量看，東部地區佔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不斷提高,從1980年的50%提高到了目前的60%左右，而中、西部地區分別由30%和20%下降為24.5%和16.5%。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每人平均GDP的相對差距進一步擴大,分別由1980年的1倍多擴大為目前的2倍多。

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也有較大的差別。不同的職業崗位，所得到的報酬也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企業中，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和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則十分明顯。

邱晨曦：除了基尼系數外，恩格爾系數也是國際上經常使用的衡量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指標。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於30%為最富裕。

從國家統計局剛剛發佈的統計數字來看，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從“十五”初期的38.2%和47.7%下降到2005年的36.7%和45.5%，這説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雖然有所減緩。但是，城鄉之間的絕對差距依然在擴大。

從我國經濟發展的長遠角度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對社會和諧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已造成明顯阻礙，對經濟的良性運作也有明顯的負面作用。因此新一輪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多種需求所致，是對經濟基本面的重要調整。

二、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與缺少一個穩定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有很大關係。在中等收入人群不佔主體的社會結構中，收入差距很容易被放大

主持人：對收入分配擴大的事實，現在人們已經看得比較清楚了。那麼原因何在呢？比如，目前大家議論比較多的有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問題，還有中等收入人群問題等等。對此，你們怎麼看？

楊宜勇：我認為，造成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首先是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嚴重失衡。目前工資性收入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經下降到75%以下，工資總額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已經由“六五”的15%下降到“十五”的12%。這是各種生産要素參與分配的必然結果。

其次是市場機制不完善，或者説市場機制發揮正常作用的環境條件不具備。其中一個主要的難題是對國有壟斷行業收入的調節。“十五”以來，國有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增速顯著快於各行業平均水準，工資以外的福利水準更是令一般行業望塵莫及。

實際上，國有壟斷行業與一般行業的收入差距與它們之間經濟效益、勞動強度以及勞動複雜程度的差距關聯性較低，收入差距既脫離了按勞分配原則，又脫離了效率優先原則。收入水準與壟斷地位、與國有資産控制能力成正比。

最後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沒有到位。教育是公共服務最重要的內容，不僅是提升人力資本的最主要途徑，而且還承擔著縮小未來收入差距的職能，與未來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休戚相關。但我國政府對教育的投入長期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準。公共服務分配形勢比較嚴峻的還有醫療保障。醫療保障直接關係到低收入群體未來的收入。

在廣大農村地區，有大量因治病而致貧返貧的農民。引起了全社會對農村公共衛生的關注。除農村地區以外，城鎮低收入群體的醫療保障、尤其是大額醫療保險的覆蓋率還比較低，制約了城鎮內部分配的公平化。

李長安：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與缺少一個穩定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有很大關係。在中等收入群體人數不佔主體的社會結構中，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就容易被放大。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測算，中國中等收入階層正以每年1%的比重增長。1999年中等收入階層人數佔全國人口的15%，2003年達到19%。預計到2020年，中國中等收入階層將有望達到40%左右，社會結構也將實現由“金字塔型”到“橄欖型”的跨越。

相比之下，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形成了以中産階級為中心的收入分配格局。比如目前瑞典中産階級的比重佔55%(主觀認同率高達80%)，而在美國，每人平均年收入從3萬美元到100萬美元的群體都是“中産階級”，佔全社會人口的90%。

公務員隊伍歷來是構成一個社會中等收入群體的主要成分。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公務員收入水準雖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由於收入構成的不合理、地區職業差距較大等問題，使得公務員收入水準與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很不協調，不僅制約了他們的消費能力提高，也誘發了不少的貪污腐敗現象。這也是此次中央將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作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突破口”的重要原因。

三、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僅僅對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收入加以改革，以及對一些弱勢群體的撫恤與補助加以調整是遠遠不夠的，政府還應該致力於創造一個全體社會成員能夠公平競爭的體制與環境

主持人：對於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人們開出了各種各樣的“藥方”。但普遍的一個觀點是：政府應該在其中發揮主導性的作用。你們認為政府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努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呢？

楊宜勇：是的，政府在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職責。具體來説，政府應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

一是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 。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況直接關係到社會的穩定，應從三個方面著手，切實保障他們的收入。首先是推進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試點，其次是適當提高城鎮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再次是增加離退休金的水準。

二是穩步促進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在短期內，規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收入分配製度、保證勞動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主體地位是穩步促進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的重要途徑。

三是在教育和醫療改革中更加注重公平。教育是影響未來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只有促進教育機會的公平，才能使未來的收入分配更趨合理。

四是進一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 。財政轉移支付的著力點還應放在城鄉間和區域間。

五是加強稅收調節的力度。對過高收入的調節，除了運用個人所得稅外，還要借鑒國外經驗，儘早開徵遺産贈予稅、物業稅、特別消費稅等進行調節。

李長安：從新一輪收入分配改革的內容來看，主要包括了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和完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收入分配製度，合理調整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待遇，完善機關工人工資制度，適當提高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各類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城市低保對象補助水準等多個方面。

因此，解決我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就必須給予弱勢群體公平的社會權利，這主要包括公平的受教育權利、公平的就業權利、公平的社會保障權利和公平的知情權利。

邱晨曦：儘管目前我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在不同的方面都表現為日益拉大的態勢，但“重症”並不等於“絕症”，要想對症下藥就必須尊重客觀事實並對其進行全面的觀測和調研；要認清目前很多人談到的社會公平問題並不等於貧富差距問題，社會公平所包涵的內容應該更為豐富，是一種相對意義上的可持續的社會發展觀；要認識到縮小貧富差距絕對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件要求總體配套、適時實施社會發展戰略。

要解決目前我國由於歷史的和客觀的現實原因所導致的貧富差距問題，就必須遵循“整體漸進、重點突破”的原則，在講求機會公平的前提下，對現實中的相關矛盾和問題注意加以處理，將重點放在對弱勢群體的幫扶和其素質的提升上，構造社會整體和諧的新環境，用真正的利益獲得來克服這一群體對貧富差距問題存在的各種質疑。

■看點

●伴隨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收入水準的普遍提高，收入渠道的多元化促進了城鄉居民收入格局的多樣化，帶來了經濟利益在不同群體間的重新調整和社會收入分層的加劇。我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特別是中國的城鄉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除了基尼系數外，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也反映了城鄉之間的絕對差距依然在擴大。

居民收入差距在城鄉、行業、地區之間的擴大，已經是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時期社會經濟領域的焦點問題。中國的貧富懸殊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的分配方面，也體現在收入分配的結構方面。除了城鄉差距外，還有地區差距、行業差距、職業差距等。

●造成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主要有三個：首先是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嚴重失衡。其次是市場機制不完善，或者説市場機制發揮正常作用的環境條件不具備。最後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沒有到位。

●政府在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職責。具體來説，政府應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一是切實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二是穩步促進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三是在教育和醫療改革中更加注重公平。四是進一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五是加強稅收調節的力度。

●要解決目前我國由於歷史的和客觀的現實原因所導致的貧富差距問題，就必須遵循“整體漸進、重點突破”的原則，在講求機會公平的前提下，對現實中的相關矛盾和問題注意加以處理，將重點放在對弱勢群體的幫扶和其素質的提升上，構造社會整體和諧的新環境，用真正的利益獲得來克服這一群體對貧富差距問題存在的各種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