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士圈是遼寧省瀋陽市最大最老的棚戶居住區，其拆遷僅用了34天便順利完成，拆遷戶們于欣喜中喬遷新居。

有關報道這樣描述：“昔日如同城市瘡疤的羅士圈，現在成了生態花園；昔日的羅士圈居民，如今真正過上了城市人的日子”。（7月2日《民主與法制時報》）誠如有關報道所言，拆遷是一個不得不做同時又是並不好做的事情。它是個臨界點，會使各種隱藏的矛盾一下子集中擺到桌面上來，如果解決得不好，就會激化矛盾甚至走向極端。也正因為此，此次被有關媒體褒揚的羅士圈拆遷，就具備了被公眾仔細解讀、評析的獨特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方面，城市要進步，舊區要改造，土地要規劃，終究是一個不可逆轉或停歇的潮流。與此同時，民意要尊重，民生要維護，民利要保全，更是貫徹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主題。這兩者一定會衝突嗎？從羅士圈模式的成功經驗中，我們可以解讀出一個強烈的資訊，那就是只要政府找準公共管理的合理定位，充分尊重群眾的切身利益，拆遷這根蓄積社會矛盾的危險引信完全可以解除，而城市也將擺脫空間拘束而獲得新的發展。

政府找準定位首先體現在站穩立場，不挾偏私。作為公共品的提供者，持平公正是政府行為的首要品格。政府在行政行為中，不應隨意放棄本應秉持的超然立場，隨意加入社會爭議的任何一方，這樣難免影響其判斷和決策的科學性，也會因此遭受公眾的質疑。遺憾的是，在以往的拆遷中，一些地方政府不僅背離了上述原則，甚至主動介入，採取聯合執法的方式，在缺少各方協商同意的前提下，強行拆遷，造成了不少的“拆遷後遺症”。像當年某地方政府在拆遷中提出的“誰影響地方發展一陣子，我影響他一輩子！”口號，就嚴重背離了政府的中立定位，受到了公眾的詬病和抵制。

站在持平公正立場的基礎上，政府扮演的是公共服務者的角色。據報道，在羅士圈拆遷啟動之前，政府召開了各相關部門協調會，認定拆遷戶數和身份，制定相關策，為照顧弱勢群體的利益，連殘聯這樣似乎與拆遷關係並不大的部門也參與進來。拆遷過程中，城建局、房産局、城管大隊、街道辦事處、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門在現場聯合辦公，他們不是強制推行拆遷方案，而是提供一條龍式的公共服務。

可以説，當地政府切實履行了服務公眾的職能。

不僅如此，根據報道，當地政府給拆遷戶的單位面積補償，比買新房還要高。為防止原住房面積小的拆遷戶買不起新房，羅士圈的拆遷政策一改“拆一米還一米”的傳統標準，而是給予最低7萬元的補償。這些補償措施，與一些地方政府想盡辦法截留拆遷戶補償款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羅士圈拆遷模式成功的原因還有一點，就是有關部門通過精確的得失計算，充分地照顧到了拆遷戶的切身利益。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他們認真對照拆遷戶的得與失，替群眾算清了一筆經濟賬，確保有關居民不會因為城市規劃調整這樣的公共事務，而自身利益受損。不要小看算這筆經濟賬背後的意義，正是通過這樣的“錙銖必較”，拆遷戶的實際損失被精確地量化了，群眾利益成為一個思考問題的重要角度，烙進了公共管理者的頭腦之中。

其實，只要政府找準定位，時刻把民生主題擺在首位，拆遷也許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困難。不過，跳出“羅士圈”來看，這條公共管理的成功經驗，又何嘗只在拆遷中才有用武之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