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

中國的匯率改革不應僅僅關注匯率水準的波動，而應更多關注匯率機制的靈活性，以應對過分充足的流動性的衝擊 。

在美元過量發行帶來的充足流動性氾濫的條件下，為了提高應對這種流動性衝擊的能力，有必要實行更為靈活的匯率浮動，抑制投機壓力，穩定升值預期，而不是僅僅關注匯率水準的波動。在應對投機壓力上，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的效果顯然是要優於固定匯率制度以及波動性較低的匯率制度的。在較小的浮動空間和較強的升值預期下，匯率走勢可能會形成單邊上升的局勢，而在一個較大的浮動空間內，匯率存在雙向走勢，這會給投機資金帶來一定壓力和風險，使其投機進出的資金風險成本更大，從而抑制強烈預期下的投機操作。

從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從而減少外匯儲備的方向來看，適當加快匯率改革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匯率可以看成是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之間的價格，在波動幅度較小的匯率水準以及各種優惠政策的引導下，貿易品部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佔用了較多資源，以服務業為代表的非貿易品部門則發展受到擠壓，其結果不僅造成國際收支的失衡和貨幣錯配，也導致中國居民福利水準的流失。匯率靈活性的提高會進一步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從而提振內需，優化産業結構。

另外，應該著力推進外匯管理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從客觀政策效果看，當前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放大了升值壓力，體現為“重流入、輕流出”的格局，資金流入較為容易，而流出則需層層審批，外匯供給壓力人為放大，也相應放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因此，需要從鼓勵外資流入、限制資本流出轉變為一個相對中立的外匯管理體制，對於投資性資本的流入還需要進行相應的限制，同時重點對資本流出管制進行相應的放鬆。例如在外匯使用上，企業與居民應有更多的自主權，中國內地居民應該也能夠多渠道地使用外匯，從而實現從“藏匯于國”到“藏匯於民”。

從外部政策看，中國應當更為積極主動地加強國際貨幣合作，與國際社會一起督促美元成為一個負責任的貨幣。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一個具體表現。在這樣大的格局之下，解決中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不僅需要依靠自身的內部調整，還需要通過尋求合作，通過國際貨幣合作和協調機制的建立來完成。

在目前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下，亞洲諸國應加快貨幣合作，考慮盡可能減少美元匯率過度波動對亞洲各國經濟穩定增長以及資本流動的負面影響。從當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可以先行在具有較強影響力的亞洲地區致力於推進一定程度的匯率政策合作，以化解當前全球國際收支不平衡帶來的風險。在具體的合作中可以涉及對外匯市場干預的協調機制和各國貨幣之間的穩定機制，減弱投機資本的壓力。從全球的範圍來講，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貨幣政策不能一味追求美國的一國經濟政策目標，應該對解決全球經濟失衡負起責任。美國應通過自身加快改革調整，以緩解世界經濟矛盾。（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