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將房地産的發展與民族復興聯繫了起來。潛臺詞是，房地産之所以堆積成影響金融穩定的大泡沫。在形勢的逼迫下，以往房地産商與一些經濟學者對政府遮遮掩掩的批評不得不變身為劍鋒直指。房地産商發出了不當替罪羊的吶喊。

由於“國六條”及其細則的出臺，房地産業一年一度的博鰲盛會成為一台欲言又止、強調理性與市場的低調磋商。即便如此，仍然成為了輿論焦點。可見，房地産業已經成為這個時代難以回避的辛辣話題。

在這“特殊時期”，作為唯一發表演講的地産商，潘石屹索性將房地産的發展與民族復興聯繫了起來，這不由讓人想到拉大旗作虎皮這一俗語。潘石屹這話，既是自勵，也是勵人。背後的潛臺詞是，房地産之所以堆積成影響金融穩定的大泡沫，並非房地産商之過，起碼不應由他們承擔主責。這從鐘偉對於土地儲備中心直言不諱的批評可見一斑，在形勢的逼迫下，以往房地産商與一些經濟學者對政府遮遮掩掩的批評不得不變身為劍鋒直指。房地産商發出了不當替罪羊的吶喊。

往好裏説，這是房地産市場開始凈化的第一步，房地産商的利益與政府的利益不再捆綁在一起，成為一道無法分離的利益鐵幕。由於貼合的時間太長、以至於血脈相通，如今要扯開這道幕布，自然鮮血淋漓。

房地産商對付調控的武器一是市場，二是房地産業衰落造成的經濟與金融風險。用市場手段解決市場問題，基本上是商人面對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以求自保時使出的最後殺手锏。支援市場化沒有錯，但我們應該追問，中國的房地産業是否擔當得起市場二字，而中國的房地産商憑什麼成為市場的天然代言人？

中國的房地産發展史，既是一部政策調控史，也是一部房地産商與地方政府親密無間的合作史。房地産商應該清楚，在他們的利潤中有多少是借行政虎皮而來：房地産商既是調控政策的受害者，也是行政大旗下的得益者。很明顯，國內的房地産商是“公關”先生，是資本玩家，是抽取銀行資金的老千，是從土地批租到銷售鏈條之間的仲介機構，卻不是市場意義上的房地産商：一個幾乎不做任何物質勞動和增值性服務的行業，或者説頂多做了房地産創意策劃和住房銷售的行業，或如曹海建先生所説“一個資金靠貸款、建設靠委託的不勞動的開發商”，卻獲得了遠比房地産金融、整個建築業和房地産服務業等整個産業鏈加起來還要大得多的超額利潤，這是哪門子的市場？

在房地産衰落與金融風險的聯繫方面，鐘偉所謂房地産商為緩解金融機構流動性過剩作出重大貢獻的言論與數據，正好反證了中央政府為何要痛下決心刺破房地産泡沫———中國的金融與經濟發展過度依賴房地産業，而目前以炒作為主的房地産市場是座難以長期依賴的冰山。近期美國頻頻加息意在防止通貨膨脹，而使得通貨膨脹危險系數加大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炒房者的行列。除此以外，我們應該注意到，美國在稅收與貸款等方面對於自住房與炒作房有嚴格的區分與限制，一個市場化最徹底的國家，也是對經濟泡沫充滿警惕、對炒房者絕不寬容的國家。

房地産商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為形勢所迫，他們不得不在論壇宣言中承認公共利益、消費者權益與企業的公民責任，承認“中國房地産行業必須轉型，進一步邁向理性化、專業化、品牌化、國際化、科技化和微利化”；另一方面，卻在討論中加入允許外資購買中國的房子、政府保障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等“私貨”，試圖在關上前門的同時，打開後院的窗子。這道門一旦徹底打開，在動輒幾十億美元的巨量國外基金面前，恐怕中國的房地産市場半壁江山將盡入外資彀中，“國六條”不免成為鏡中花水中月。

將房地産泡沫的罪責全部歸咎於房地産商確實是不公平的。政府的失誤在於，公共財政過度依賴於房地産行業的投機者，對一些成為利益鏈條上的分贓者的官員制裁乏力。如今威脅當前，既得利益者也已腦滿腸肥，當政府試圖驅趕既得利益者入籠，才發覺籠口太小，無法可施，只有急匆匆揮刀斷尾。

缺乏長遠眼光的政策屢屢出臺的後果是，在加強行政權力對經濟調控作用的同時，造成行業發展的劇烈波動。 （葉檀：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