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在參加內地統招的第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就根據內地情況，決定取消錄取過程中面試這一環節。該大學有關負責人對此的解釋是，因為這種面試將需要學生家庭出一筆不菲的費用，而這筆費用對於內地貧困家庭來説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這意味著一些貧困家庭的學生不得不因此放棄。“而我們希望儘量做到機會公平，不能因為面試把大部分人排除在外。我們要給更多人，尤其是家境貧困的學生以機會，所以我們決定取消面試”。

在中國內地許多高校越來越強調招生中面試的重要性時，在亞洲乃至世界上排名都很靠前的香港中文大學，卻以“機會公平”的理由主動取消面試，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更深入思考。

長期以來，國內不少經濟學家在論述公平問題時，也強調“機會公平”。而對於到底什麼是“機會公平”，並沒有很好地進行厘清。在他們看來，“機會公平”就是“讓大家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上”。但是否“讓大家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上”就已經算是“機會公平”了呢？其實不然。比如，在同一個起跑點上，我們讓一個專業的長跑運動員，與一個有著先天殘疾的孩子賽跑，儘管起點公平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機會並不公平”。所以，真正的機會公平應該充分考慮到先天條件的不平等，然後在比賽規則中體現對弱小者的照顧。也正因如此，在美國流行的“復活節找彩蛋”遊戲中，主辦者總是“將那些年紀較大、體格較強的孩子有意識在距離或時間上要比年紀較小、體格較弱的孩子安排得靠後一些”（引自布坎南語）。這才是真正的“機會公平”。

香港中文大學之所以在內地取消錄取過程中面試這一環節，就是基於這種考慮。正如該校校長助理所言，在中國的北京、上海與廣州這樣的城市，考生家庭的富裕程度已與香港不相上下，承擔面試過程中需要的費用對他們來説根本不算什麼；但在更廣大的內地與西部地區，許多考生家庭卻十分貧困。因此，讓富裕的家庭與貧困的家庭都一樣承擔這筆費用，表面看來“機會是平等”的，但實質上這樣做將肯定把貧困家庭的考生排斥在外。因此，真正的“機會公平”就是乾脆取消面試。

其實，在我看來，香港中文大學取消錄取過程中的面試，不僅僅通過減輕了窮人家庭的負擔而真正履行了“機會公平”，而且同時還通過其他途徑而真正履行了“機會公平”。在中國，不僅僅存在財富資源的不平等分配，而且教育資源的分配在城鄉之間也極不平等。30%的城裏人享有70%左右的教育資源，在城裏孩子從小生活的環境中，有博物館、圖書館、體育館、實驗室、網路室；而佔人口70%的農村人只佔了30%的教育資源，有些地方農村孩子連一間像樣的教室都沒有，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除了書本與農田，幾乎與任何現代化的東西沒有任何接觸。因此，論所謂的“能力”，無論在語言能力、交際能力、操作能力還是研究能力上，城裏孩子自然強于農村孩子。而農村孩子惟一可能超過城裏孩子的地方，就只有他們因期望改變命運而拼命讀書造就的“書面考試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高校招生如果越來越注重所謂“考查學生實際能力”的面試，只會將越來越多的農村孩子排斥在接受高端教育的大門之外。而香港中文大學乾脆取消面試，只以卷面分數論英雄，表面上看“沒有重視實際能力”，但這才是真正把城裏學生與農村學生置於平等對待的位置。

在經歷了計劃經濟時代平均主義之害後，應該説，對於市場經濟應該更多強調“機會公平”而不是“結果公平”，老百姓也是認可的。但問題還在於“機會公平”並不是簡單地“讓大家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相反，要實現真正的“機會公平”，政府的公共政策就應該主要照顧社會中的弱者，而那些本來就掌握了大量資源的人群則應該有所收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否則，“起點公平”的最後還是令“贏者通吃”。老百姓目前對社會公平狀況的不滿，也絕對不是有的經濟學家所説的“對平均主義的留戀”，而是對於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進行腐敗，或利用雄厚的財富進行尋租的官商勾結的不滿。

因此，這個時候，我倒要提醒國內一些強調“機會公平”或“起點公平”的經濟學家注意他們的前輩經濟學家布坎南的一席話：真正的“機會公平”就不能讓人們“帶著出身進行市場比賽”，因為“當這樣的參賽者以平等條件與相對較少有利條件而又必須參加這場比賽的人比賽時，我們尋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壞了”。所以，只有社會政策使得“公平的權利分配優先於競爭”，這才是“機會平等”的真正實現途徑。（盧周來經濟學博士、青年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