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 中國是一個矛盾的中國。“我們就要走向天堂了，我們就要奔向地獄了”，狄更斯的這句話可以恰如其分地應用於中國。一方面，中國的GDP增長速度為全球之冠，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以兩位數增長，百姓的每人平均收入也已經越過了1000美元大關，但另一方面，百姓的幸福並沒有和GDP的增長速度同步上升。

對於許多百姓來説，失望、迷茫、痛苦取代曾經擁有的希望、振奮和內心的平安。

公共産品的短缺可以説是當前大眾不幸福的根源。筆者曾看到2005年10月10日的一條消息，中國衛生組織公佈説，中國有2400萬人有精神抑鬱症，原因就是買不起房子。顯然，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這些問題都已成為中國顯性的公共問題，並構成百姓痛苦的關鍵。

許多國家的經驗都表明，在每人平均收入1000美元之後，人民對公共服務包括公共醫療衛生、公共教育、社會保障、環境、安全等方面需求會越來越迫切，反應也會越來越敏感。而且在轉型中，尤為短缺的是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以無形服務為形式的公共産品。

越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越需要發揮好政府的公共職能。如果政府失責，公共産品的供應不足，將導致全社會福利的嚴重缺失。以此反思中國的情況，我們發現政府對於經濟增長過度強調，而對於公共物品的供應以及社會公平的維護嚴重不足。公共産品的供給嚴重不足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仍以住房為例，1998年國務院出臺23號文件，大力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其目的則是為了拉動經濟增長。可以説所謂的住房市場化改革一開始就是政府機會主義的産物，更多考慮的是經濟增長，而不是政府真正應該關心的老百姓的安居問題。增長導向是政策制訂的要旨，而民生以及政府在其中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則被忽視了。

不僅如此，“房地産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還被很多地方政府推到極至、並演變成畸形的增長模式。因為房地産投資是當地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房地産價格上漲可以使政府得到更多的土地出讓金，搞更多的形象工程，“製造”政績平步青雲，因此地方政府有極強的“繁榮房地産市場”的積極性，權力與資本的結盟最終使得房地産脫離“居住”供應的性質，演化成了各利益集團尋租的“工具”，演化成一場瓜分公共土地資産的“圈地運動”。本來，住房市場化的目的是要更好地解決大眾的住房問題，但一旦這一改革演化成了瓜分公共土地資産的工具，它就成為了一架巨大的不斷製造貧富差距，不斷製造開發商賭徒心理與平常百姓絕望心理的可怕機器。

住房市場化的方向是對的，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在純粹價格競爭的條件下幾乎沒有可能得到滿足。在實行貨幣化分配過程中，政府對低收入者並沒有給予必要的福利性照顧，相反卻是迫不及待地將福利分房者趕到市場上去。雖然在此過程中，政府也採取了一些實物配租、租賃住房補貼、經濟適用房等公共住房保障方面的政策，但總體而言，由於政府並沒有從“經濟增長型”轉向“公共服務型”。我國在推進住房制度改革的同時，嚴重地忽視了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設。數目眾多的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屬於公共産品的範圍，而目前我國對此重視不夠，採取的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保障性政策效率很低，而且無法覆蓋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群。

從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幾乎所有市場經濟國家，包括英國、美國、瑞典、新加坡等不同類型的國家，都按照住房“供應—分配(公平)”的二元目標，或按“市場—救濟型”，或按“市場—福利型”的政策導向來保障“居者有其房”，不少國家甚至把公民享有住房的權利寫入了憲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於如此忽視百姓的居住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州長等地方領導會將房價的上升作為政績與斂財的手段卻置老百姓利益於不顧的。

這是因為，百姓的福利才是一切，社會公正與經濟效率對於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從長遠看沒有經濟的高效率發展就不可能實現社會公正，反之沒有社會公正，經濟效率也不可能長久維持。作為民生重要內容的安居是關係到任何一個國家社會和諧與政治文明建設的重大問題。

現在，各地都在倡導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並出臺了種種舉措。但從結果來看，基本上只停留在辦事效率方面的改進。既然城市中70%的居民沒有能力購買新商品房並因此而陷入絕望與痛苦之中，那麼作為民眾利益代表及公僕的各級政府不妨從解決百姓的住房問題開始，真正地落實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趙 曉 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