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年前沿用至今的“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十二字方針已經確定了新一輪稅制改革的總體方向。推進稅制改革，應當充分利用有利時機所提供的短期效益，但不能把短期目標作為推進稅制改革的根本理由。”

在6月3日召開的中國稅收高層論壇上，財稅高官們的發言再次把新一輪財稅制度改革推向聚光燈下。

“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是新一輪稅制改革的總體方向在財稅制度改革中，與居民、企業切身利益關係最緊密的當數稅制改革。從幾年前沿用至今的“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十二字方針已經確定了新一輪稅制改革的總體方向；在具體內容上，政府有關部門和學術界不約而同地把增值稅轉型和企業所得稅改革稱作新一輪稅制改革的攻堅戰和重頭戲。至於簡化稅制，那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的重要性已為公眾所熟知，財政部官員宣稱推動企業所得稅兩法合併是改革的重中之重，確實並非言過其實。

至於增值稅，其稅基有GNP型（我國通常稱之為“生産型”）、收入型和消費型之分，其中最符合經濟效率標準的增值稅稅基是消費型稅基，其優點在於能夠避免對資本商品的重復課稅，鼓勵企業增加投資。但這一稅基在上述三種稅基中最為狹窄，在同等稅率下政府當期收入最少。

最寬廣的增值稅稅基是GNP型稅基，這一稅基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對資本貨物的重復課稅，企業在購買資本貨物時交納過一次增值稅，攤提的折舊又要作為收入交納一次增值稅，因而最不利於鼓勵企業增加投資；導致資本密集的基礎産業和高新技術産業稅負重於其他産業，不利於這些産業及其相關産業的發展，但正是這些産業對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在實際操作中，稅務機關對國産設備全額徵收增值稅，但為了吸引外資，對進口設備免征增值稅，致使進口設備稅負低於國産設備，雙方面臨不平等競爭。

稅制改革不能讓短期目標干擾長期目標

稅制改革要想成功，需要保證以下幾點。首先是確立正確的指導思想和目標。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也就是説國家政策法規必須具有穩定性，好比燒魚不能翻來覆去沒完沒了一樣，那樣多半會把好端端一條魚燒成一鍋糊渣。推進稅制改革，應當充分利用有利時機所提供的短期效益，但不能把短期目標作為推進稅制改革的根本理由。

有説法認為，推進兩稅合一的原因，是目前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規模過大，對宏觀經濟穩定性構成了威脅，所以需要通過兩稅合一遏制外資流入。這應該屬於誤解。兩稅合一的真正目的，應該是建立一個公平、穩定的市場秩序，通過完善的所得稅制促進國民經濟良性迴圈，促進區域之間協調發展，提高所得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改變流轉稅佔稅收總額70%以上的現狀。

在增值稅轉型方面，我們也不希望短期目標干擾長期目標。我國設計1994年稅制改革時，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過熱，為了抑制各級政府和企業過於旺盛的投資衝動，同時為了保證一定的財政收入，儘快扭轉當時財政虛弱的局面，決策層選擇了實行GNP型稅基。

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一度不是經濟過熱而是通貨緊縮威脅，激勵企業投資意願、擴大內需是當時我國經濟政策的當務之急，GNP型稅基歧視投資的缺陷便相應突出起來。增值稅轉型在那時候提上議事日程，未必沒有促進投資的用意。目前，我國經濟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快現象，而增值稅轉型恰恰有促進投資的效果，希望一方面有其他配套的措施遏制投資過熱，另一方面，不要為了遏制投資過熱這樣一個短期目標而干擾增值稅轉型的長期目標。

與此同時，儘管降低稅負幾乎已經成為普遍的共識，但中國財稅體制的最大問題也許不是稅率問題，而是稅制過分繁冗而導致的損害執行效率問題，尤其是政府部門收入來源太亂，不透明、不規範的稅外收費項目過多，不僅加重了國民負擔，同時容易孳生腐敗。政府需要鐵腕裁撤不透明、不規範的稅外收費項目，但不宜盲目追求降低名義稅率。畢竟，目前我國進行社會福利再分配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長，相應需要政府在此方面有所作為，過度減少政府財政收入的風險是我們無法承受的。雖然某些環節的稅率確實需要降低，但財稅制度改革不應以降低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為目標，適度削減稅負不應與強化稅收徵管混淆。

稅制改革需要合理平衡各方面利益關係

其次是需要完善改革的細節。嚴格説來，消費型稅基也存在重復課稅問題，因為企業的利息支出也被納入課徵基礎，而這筆利息支出作為銀行的收入，銀行業必須為之交納一次稅收。那麼，在新一輪稅制改革中，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我們當然希望看到最終實施一個合理的方案。

第三，稅制改革需要合理平衡各方面利益關係。如有關部門官員所言，所得稅改革的內容之一是實施法人所得稅。但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企業，特別是內資企業所得稅一直按照獨立核算企業界定納稅人，如果實施法人所得稅，不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包括母公司下屬的子公司等均不具有納稅資格，有可能導致所得稅稅源進一步向設立了更多企業總部的大城市轉移，中小城市和縣域可能蒙受財政收入損失。須知近年我國財政領域最突出問題之一，就是財權和事權不統一，中央和省級財政財力相對充裕，基層財力則頗為匱乏，以至於不少地方基層政權有破産之虞。這一潛在問題需要事先就充分考慮，並制定合理的解決方案。

□梅新育（商務部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