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關“中國經濟命脈被外資企業掌握”“市場換技術完全失敗”等反對的聲音頻頻出現。外資一夜之間從天使變成了魔鬼。在這場“反外資”的思潮中，不少人問道：“我們還需不需要外資？我們該如何引進外資？”2006年1月，商務部有關官員堅定地表示：外資在中國沒有形成壟斷，今年中國引資步伐不會放緩，目標將鎖定為600億美元。

隨著世界經濟自由化和一體化步伐的加快，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我國經濟中極其活躍的組成部分。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引進外資的數量在幾年中保持穩定增長的勢頭。

與此同時，近年來，有關“中國經濟命脈被外資企業掌握”“市場換技術完全失敗”等反對的聲音也是頻頻出現。外資一夜之間從天使變成了魔鬼。在這場“反外資”的思潮中，不少人問道：“我們還需不需要外資？我們該如何引進外資？”2006年1月，商務部有關官員堅定地表示：外資在中國沒有形成壟斷，今年中國引資步伐不會放緩，目標將鎖定為600億美元。

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一極，引進外資企業無疑是不能動搖的方針。但是，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外資思潮”也的確暴露了引資政策的種種不足之處。在堅定不移地推行開放政策的“十一五”階段，中國的引資政策該如何調整呢？

中國引資政策的冷思考

引入外資20多年來，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外商投資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就業、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外資企業在改變我們傳統的經營方式、經營觀念，提升市場競爭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回顧中國利用外資所走過的路程，我們就不得不提及以下三個階段：

1992年以前，中國雖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勵外資和華僑資本直接投資的政策，但真正進入中國市場的投資很少。1979年至1991年，合計利用FDI才233.5億美元，FDI佔國內固定資産投資的比重也很低。

第二階段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國內掀起了經濟發展的新高潮，也吸引了大量的FDI進入。當年FDI比1991年增加一倍以上，超過了100億美元。1996年，更是突破了400億美元。

第三階段是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從2002年開始，FDI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年突破了500億美元，2004、2005年均突破600億美元。從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到2005年底，中國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63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對GDP的貢獻率超過40%。

毫無疑問，引進外資對中國的發展是大有裨益的。但是20多年的實踐也告訴國人，外資對中國的影響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從而也引起人們對中國引資政策的思考。在引資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往往出現許多“中國特色”的誤區。特別是在國內盛行追求GDP政績的背景下，招商引資對中國各級政府有巨大的誘惑力，這種誘惑力增加了我們調整引進外資戰略的難度。有些地方的領導，急於建立政績，不做調查研究，未搞科學論證，卻盲目下達不切實際的招商引資“硬指標”，作為考核政績的重要標準。為了完成指標，不問投資者的信譽，不顧投入産出結構是否合理，也不管影響不影響環境保護，敞開大門一概招來。

在國內，目前引資政策已面臨種種挑戰。據商務部最新消息，2005年外商在中國的投資方式發生明顯變化，呈現獨資化加快、大型投資項目增多、跨國並購大增、工業領域外資集中度上升等新特點。在國際上，目前中國吸引外資面臨著兩方面的競爭壓力：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資本能流出多少到發展中國家，還是個未知數；另一方面，在流向亞洲的國際資本中，資金投資對象不僅有中國，還有南韓、東盟各國、印度等，流向相當分散；況且，東南亞國家經過金融危機後也在調整吸引外資的政策和改善投資環境，與中國一爭高低。鋻於國際國內利用外資形勢，國家及時調整引資政策和引資重點顯得十分重要。

在改革開放的25年中，雖然我們招商引資的能力提高了，但自主創新的能力卻受到抑制和削弱；中國經濟總量增加了，但經濟的自控力和安全性降低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智力”發育不足。調整中國引進外資的戰略，強化中國經濟主體意識，是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説，經過25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跨國公司受到了批評，反映了中國進一步改進外資工作以適應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我們應當善於從這些批評、質疑中發現外資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品質、效益雙管齊下

“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資以及外資管理工作等方面出現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引資惡性競爭，不計成本招商，優惠政策過濫和開發區過多過濫，佔用土地過多。有的地區引進的外資項目能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王志樂説。在以往的引資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及領導盲目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重引資數量而忽視引資品質，經常將勞動密集、自然資源密集、污染密集的産業移入我國，從而導致資源大量消耗和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引進外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減弱。由於層層搞引資，人、財、物不集中，造成某些地方散、亂、差現象極其嚴重。有些地方大片圈地長期荒蕪，無人過問；有些人甚至欺上瞞下，弄虛作假，使引資工作誤入一種浮誇風和泡沫式的歧途。有些地方的領導由於引資的指導思想不明確，搞短期行為，急於求成，在招商時不加選擇地“眉毛鬍子一把抓”，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過去我們非常缺乏資本，所以必須大力引進外資，但在提倡自主創新和建設節約型社會的今天，引進外資政策應該從以前只注重外資數量轉向注重引資品質、引資效益。我們不能只講增長不講效益，只看數量不看品質，只想現在不想將來。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的國家宏觀經濟戰略正在發生轉變。上海市發出信號，在“十一五”期間，上海利用外資不僅要繼續注重數量和品質，更要提高其社會效益。在前段時間發佈的“十一五”規劃建議中，科學發展觀和自主創新被列為重要內容。而在近期中美經濟官員聯合會議和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談話中，“擴大內需”被視為減少中國貿易順差、解決中外經濟失衡的藥方。

技術溢出走上正軌

從“市場換技術”政策的長期實施中可以看出，利用外資的一個動因是獲得先進技術。但是研究發現，外資帶給中國的技術相當一部分是已經淘汰或正在淘汰的技術。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法認為，至少目前看來，FDI的大量引進並沒有帶動中國科技創新的質的飛躍。

有人甚至認為，隨著FDI帶來的大量國外科技，實際上對本地原有的科技是一種“擠出”效應。從産業和商業化角度來説，就是國外先進科技帶來的産品，對國內現有技術生産的産品實際上是一種摧毀，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要想跟跨國公司競爭就必須購買他們的技術，迴圈始至，我們始終在技術創新上難以有所突破。更為嚴重的是，引進的技術並不一定是先進的，但市場卻被外資佔領了。

以深圳為例，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深圳FDI主要來自中國香港、中國台灣等地區和東南亞等近鄰國家的中小投資者。即使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企業進行投資，也以中小型項目為主，基本上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如紡織、成衣、玩具、低端消費電子品等，高科技比重偏低。

從總體上看，這些企業的技術水準並不比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平均水準高。

雖然FDI的技術溢出是正是負，迄今為止尚未定論，但調整引資策略，使“技術溢出”效應走上正軌卻得到了大多數人的共鳴。

長期以來，我們把中國的技術升級依靠在引入國外技術和資本上。雖然日本經濟、南韓經濟起飛就是建立在引入技術的基礎上，但日本和南韓並非把資本與技術捆綁在一起引進，而是在保持內資相對獨立性的基礎上，對所需技術進行引進和學習。要實現外來技術與本國資本的有機結合，就必須在創新中吸收。這樣一個引入的過程，既是不斷提高本國資本技術含量的過程，也是打造民族品牌的過程。日本和南韓在汽車産業中都有自己的品牌産品，就是最好的例證。

跨國公司對外技術溢出主要是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的：當地企業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前向後向關聯得到技術；通過人力資源的流動産生溢出效應；通過示範與模倣來産生溢出效應。因此我們應通過增強本土企業的技術吸納能力、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增強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的配套協作等方面來獲取技術溢出效應。

營造良好法制環境

在我國吸引外資的要素中，廉價生産要素和市場潛力居於前兩位，尚未集中到投資環境綜合競爭力上。

近幾年，外商對中國的投資環境的關注重點已逐步從優惠政策轉到法律執行、産業導向、技術標準等方面，對中國進一步健全法律制度，增強執法能力和水準，提高監管制度的透明度，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各項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國際資本流動更趨理性的趨勢下，我們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保持外商投資政策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可預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為外商投資創造統一、穩定、透明、可預見的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

另一方面，要增強法制觀念，做到公開、公正、透明，努力建設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法律執行環境。實行“法律環境優先”策略，即把加快建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大力改善外商投資的法律環境，作為利用外資工作的要務。

我國加入WTO以後，跨國並購、股權轉讓等新的投資方式逐步成為外商投資的重要方式。為適應並購這一國際資本重要流動形式，有必要儘早制定相應法律與實施細則，跟上國際資本流動趨勢，這不僅對新世紀我國擴大吸收外資規模和提高引資水準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它將成為我國改組改造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最佳途徑之一。

同時，中國應儘快建立外資並購風險防範機制。除了加緊制定和完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外，應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並購行為評價體系和標準，內容包括外資並購對産業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影響、外資並購對市場形成壟斷的可能性、外資並購對産業結構升級政策的影響以及外資並購對國有資産流失的影響等。

注重內外資公平競爭

以往，我國所制定的投資鼓勵政策，有很多只適用於外國投資者，對內外投資者不能一視同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場機制的扭曲。其後果是排擠內資投資者、降低外資品質、損害國家利益，最終影響有效利用外資目的的實現。甚至出現內資千方百計變成外資，再向國內投資的現象。如果給予國內投資者以同樣的優惠政策，國內企業具有同樣的有利條件，則本土企業的競爭力就會大大增強，可以實現國內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公平競爭。因此，應該對內資和外資投資者創造平等的條件，在市場準入、稅收優惠、貸款條件等方面一視同仁。

國內一些長期壟斷的行業，由於長期缺乏競爭，效率水準與國外同行相比，相差甚遠。因此，這些行業在對外開放前，應先向內資開放。將壟斷性強、以國有企業為主、缺乏競爭的行業儘快推向市場，並且制定必要的維護競爭的法律、法規，以增強國內企業的競爭力。通過競爭增強實力，以便更好地承受開放帶來的壓力和更好地利用開放提供的機遇。這樣做的結果是有利於提高市場效率，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競爭力的提高。全球並購研究中心秘書長玉巍強調，引進外資一定要充分考慮給中國本土企業一個公平待遇，警惕外資與國有企業的“合謀”造成國資流失的危險和壟斷的形成，要防止外資並購威脅到國家經濟安全。

另一方面，國家發改委表示，中國雖然具有引進外資的優勢，但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引進外資同時也將消耗大量不能進口或不可再生的資源。如果不注意到這一點，中國的引進外資戰略將不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我們應該用新的發展觀來統籌經濟發展的模式，更多地關注國家經濟安全，並且要加大對外商投資管理體制的創新力度，考慮大幅下放引進外資許可權，簡化審核手續，完善投資環境特別是軟環境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