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暑期畢業的臨近，“大學生就業難”再次成為社會和媒體關注的焦點，而今年大學生就業之難，顯然超過以往任何一年。這種趨勢如果發展下去，將帶來一系列深重的社會問題。最直接的一個就是加劇社會階層的貧富分化。

一直以來，送子女上大學幾乎是貧困家庭的唯一希望所在。很多貧困家庭為此含辛茹苦，甚至有報道過姐姐賣淫、哥哥賣血供弟弟上大學的悲傷實例。然而，越來越多的孩子們最終完成學業後卻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只能勉強在溫飽線上掙扎，無法幫助自己的家庭。如果連送孩子上了大學這條出路也變得黯淡無光，貧困階層豈不只能世世代代貧窮下去了嗎？

更讓我擔憂的是:迄今為止，對大學生就業難的癥結，仍然很少有人有準確的認識。人們仍在重復“大學生供大於求”、“大學生所學不適應社會需求”、“大學生心態不正，不願選擇中西部地區”等等陳詞濫調。這些觀點，不能説完全沒有道理，但顯然無法解釋如此大規模、普遍的大學生就業難現象。説大學生供大於求，但是我國萬人中大學生數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據聯合國的統計數字，1995年我國每10萬人中有在校大學生461人，而世界每10萬人中在校大學生1434人，發達國家平均為4110人，中國只是發達國家的10％)，我看到有文章稱目前仍低於印度，而印度的經濟發展水準還不如我國。中國大學生並不是過剩，而是不夠。至於説大學生不願選擇中西部地區，也沒有任何數據支援。我看到的一則報道説“近年北京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每年至少吸納了全國高校一半的大學畢業生”，猛一看似乎很多，稍微一想，北京和東南沿海地區佔中國GDP的比重何止一半？從經濟發展相對水準看，發達地區並沒有吸收更多的大學生，而在中西部就業的大學生也並不少。

在我看來，大學生就業難反映的是中國經濟發展中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資源錯配”。簡單地説，就是經濟資源在一些人為因素的作用下，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規律，片面流向重型産業和勞動密集型産業，而知識型服務業則處於低迷。特別是2001年之後，在低利率、低匯率政策扶持下，重型産業加速發展，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近3/4來自重製造業。説通俗點，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在明顯地走向“粗笨化”。這種産業結構失衡反映在勞動力需求結構上，就是知識型服務業崗位——基本上屬於所謂“白領”崗位——需求相對不足，對藍領型崗位卻産生了旺盛的需求。因此，才會出現大學生工資不如農民工等新的“腦體倒挂”現象。

中國經濟的“資源錯配”有許多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在我看來，就是中國金融體系的僵化和錯位。事實上，資源錯配這個概念，我最早是聽到國務院發展中心金融研究所的巴曙松博士提出的。巴博士用它來指代我國低匯率政策導致的一種現象:低匯率造成中國産品成本被低估，造成出口“賺錢”的假像。這使得中國人把有限的資本投入到外向型産業中去，這些外向型産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産業。而出口換來的外匯又只能大量用來投資于海外資本市場，促進了海外金融業等知識密集型産業的發展。因此，我的第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目前實現的人為低匯率政策，促使經濟資源片面流向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産業，而不是立足本土的知識密集型産業，是造成大學生身價不如農民工的一個重要原因。

匯率政策造成了不利於知識密集型産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在此前提下，國內金融市場的壟斷和過度管制，造成的金融産業的不發育，則是抑制知識密集型産業發展的內部因素。首先，金融産業本身就是極為龐大的知識型服務業，可以創造數以千萬計的白領就業崗位。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放開企業債券市場，按照企業債券數量達到美國(400萬種)的十分之一、每種債券發行可創造10個就業崗位計算，這就是400萬個白領就業崗位。反過來説，對企業債券市場的過分管制，就相當於扼殺了這麼多的白領就業崗位。

其次，金融産業的不發育，導致我國的金融體系不能正確地按照市場需求來決定資本流向。政策性因素對金融體系干預極大，這進一步導致資源錯配。例如，不少地方政府為了地方財政的需要，為了能順利收回土地出讓金，用各種手段鼓勵銀行向房地産業貸款，這當然會讓經濟資源過多流向房地産業而不是其他更能創造知識型就業崗位的行業，也當然會使得包工頭和售樓小姐們即使只有初中文化，也能輕易拿到比大學生甚至博士生更高的收入。

總之，我認為，目前大學生就業難，主要癥結決不是在供給方面，而是在需求方面，是經濟資源錯配和産業結構失衡導致的就業崗位需求錯位。不看到這一點，不痛下決心改善經濟發展的品質，單單採取一些局部的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措施，是無濟於事的。今年熬過去了，明年同樣的問題還會出現，還會更加嚴重。 (吳向宏 Manatt Jones國際諮詢公司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