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我國也是世界上開展防沙治沙工作較早且經驗比較豐富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充分認識到沙化給國家和民族所帶來的危害，並高度重視防沙治沙工作。從上個世紀50年代，我國就拉開了防沙治沙的序幕。改革開放以後，國家正式向沙化宣戰，並啟動了一系列的重大生態建設工程，如“三北”防護林、防沙治沙、京津風沙源治理等。在這期間，國家和社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很多項目治理區，的確出現了“人進沙退”的局面，沙化形勢發生了一定程度的逆轉。

    然而，從總體上説，我國的沙化形勢始終沒有改變。全國土地沙化的範圍一直在擴大，且速度不斷加快，所造成的危害也越來越嚴重。尤其是近年來北方地區趨於嚴重的旱情，進一步加劇了土地的退化和沙化過程。江河斷流，湖沼乾涸，植被萎縮，土地沙化，沙塵暴愈演愈烈。特別是我國著名的錫林郭勒大草原，去年由於乾旱出現了極為嚴重的沙化形勢，個別地帶變成千里赤沙，寸草難覓。情勢之危，古今罕見。

    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我國的沙化土地越治越多、沙化形勢會越來越嚴重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國土地會出現沙化現象？

    土地沙化，既有自然方面的原因，也有人為的因素。從自然方面來説，我國北方是一個乾旱、半乾旱的脆弱環境，生態穩定性差，極易受到氣候波動等劇烈變化因素的衝擊和強烈人類活動的干擾，從而為土地沙化提供了客觀基礎。這裡的本底環境是沙性土質，土層疏鬆，植被脆弱，抗風蝕能力低，一遇乾旱年頭，風沙活動就會增強。其結果，植被變疏，沙漠擴大。在地質歷史上，就出現過幾個這樣的階段，從而奠定了今天的沙漠地貌格局。不過，自進入人類社會歷史時期以來，大體上是一個相對濕潤的階段，風沙活動較弱，沙漠趨於穩定。即使如此，如果出現長時間的乾旱，或受到人為因素的強烈干擾，風沙活動還會激化。在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幾個這樣的時期。例如，在唐末和宋末就分別出現了風沙加劇和自然災害頻發的現象。不過，從明清以來的這段歷史，基本上是一個安靜期。但是，進入20世紀中葉以後，由於世界範圍內的人口爆炸和經濟猛增，導致了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其結果是不可扭轉的氣候變暖趨勢。氣溫升高加上降水減少，特別是從冬春直到夏季的長時段乾旱，很容易誘發風沙活動。這樣，全球性的氣候變暖就使我國土地出現沙化成為不可避免的。同時，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政策上的失誤，導致我國人口規模急劇膨脹。北方脆弱的生態環境，卻仍然要養育著非常龐大的人口。然而，人們為生存而從事的各種活動，最終都要轉化為對土地的生態壓力。尤其是經濟活動，對土地的衝擊更為直接。例如，農田耕種、草場放牧、礦藏開採、工業生産、城鄉建設、貨物運輸、人員流動等，都強烈地影響到土地生態的穩定性。其結果，土地的生態功能不斷退化，沙化逐漸顯現。由此可見，龐大的人口基礎及其過快的增長速度，使土地沙化成為必然。

    現在的問題是，當土地發生沙化以後，我們已經採取了相應的治理措施，為什麼全國的沙化土地面積不是在減少而是仍在繼續增長呢？為什麼日益嚴重的沙化形勢還是遏止不住呢？

    可以説，這個問題既簡單又複雜。説它簡單，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治理的速度趕不上破壞的速度。很顯然，要想控制住不斷惡化的沙化形勢，必須有足夠強大的促使生態好轉的積極力量來抵削導致土地沙化的消極力量。但事實上，近十多年來，促使土地沙化的兩個主要因素，一個都沒有減少：氣候暖幹的趨勢更加突顯，人口規模仍在擴大。不僅如此，又增加了一個導致土地生態上升的消極因素，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發展。雖然近20多年來人口增長的速度有所降低，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致使經濟活動的規模和強度迅猛增加，生態壓力急劇上升，這就必然要造成沙化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另外，近年來的旱情也特別嚴峻，更使乾渴的土地雪上加霜，加速了沙化過程。相反，人們改善生態、治理沙化的積極力量卻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雖然國家不斷加大治沙資金的投入力度，但畢竟財力單薄，不可能拿出全部的國民産出用於治沙，每年只能治理一小部分沙地，其作用是很有限的。據有關部門統計，自“三北”防護林工程和防沙治沙工程實施以來，共治理沙地32.65萬平方公里，僅佔全國沙化土地面積的19.33%。也就是説，20多年治沙的總和還不到沙化土地總面積的1/5。再以內蒙古自治區的蘇尼特左旗為例，全旗沙化土地面積已經超過2萬平方公里，其中沙地面積就達到4453平方公里，而近兩年實施風沙治理工程以來，總共治理沙地135平方公里，僅佔全旗沙地總面積的3%。可以想像，僅靠植起來的幾片樹和種出來的幾塊草，怎能抵禦得了市場經濟洪流的巨大衝擊和天氣乾旱帶來的嚴重威脅？一般情況是，治理在點上，而破壞在面上。其結果，必然是局部好轉，整體惡化。所以説，樹草年年種，風沙天天吹。

    説它複雜，就不是一句話能夠表達清楚的。首先，我國的治沙模式不科學，治標不治本。從沙化治理的途徑來説，治沙措施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從沙化機理上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主要是通過經濟政策的調整來減輕施加到土地的生態壓力，如退耕休牧等，為內生性的措施；另一類是從外部症狀上針對具體問題提出解決辦法，主要是通過一些簡單可行的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來擬制沙化過程，如植樹種草等，為外加性的措施。一般來説，前者效果來的慢，但可以治本；後者見效快，但只能治標。如果兩者結合起來，效果最好。然而，現行的治理措施，基本上屬於後一類，很單一。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缺乏系統的戰略安排，是效果差的根本原因。其次，當前治沙的主體是政府，並沒有充分調動社會的力量，顯得勢單力薄。政府天天忙著治沙，而老百姓不符合生態要求的經濟活動方式照樣進行，土地承受的壓力依然在上升。第三，承擔治沙任務的主要機構是以林業為主的幾個部門，而政府其他部門仍然“我行我素”，各行其道，相互協作不緊密，從而影響到治理效果。第四，現行的管體制也影響到治沙效率。治沙的投資是國家出的，而承擔治沙任務的基層管理機構是縣級林業部門。國家下撥的治沙經費，經過層層截留後，最後到達縣裏的錢就很有限了，而且時間上也延遲很大，往往到下半年甚至年底資金才能到位，從而影響到治沙工程的正常進行。同樣，由於縣級財政都比較緊張，縣林業部門也必須從中扣除一定比例的管理費，以維持自身的正常運轉。再之，治沙工程大多是按項目承包的方式進行的，項目承包單位同樣要追求經濟效益，就必然使工程品質及其生態效益再打折扣。這樣，國家投入的有限治沙資金，最後能夠到達沙化土地上且發揮生態效益的，就為數不多了。第五，我國在工程管理上長期形成的習慣是重建設輕管護，使治沙項目建成之後很難保證有正常的管護資金來源以維持生態效益的長期發揮。結果往往是，建設好的項目區，由於人為破壞或自然退化，幾年之後效能喪失，起不到什麼作用了。因而，大多數項目僅能起到試驗目的，很難發揮出真正的生態效用。

    由此可見，我國現行的效率低下的治沙模式是導致治沙效果不明顯的根本原因。不改變現有的經濟運作機制，僅僅寄希望於上一些生物措施或工程措施就扭轉沙化局面的設想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想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土地沙化問題，必須尋求內生性的方法和途徑--調整當前的人口分佈格局，轉變現行的經濟運作機制，走生態效益型的經濟發展道路，建設環境友好的生活文明，逐步減輕土地的生態壓力。 （黃順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

    人民網 2002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