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一直是政府最為關注的問題，每年的中央１號文件無不是針對“三農”問題。儘管中央對“三農”問題是如此重視，出臺政策如此之多，中國的“三農”問題仍然難以化解。何也？

筆者認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三農”問題確實具有十分的複雜性、困難性，任何單一之政策要解決“三農”問題都並非易事；二是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認識到“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

最近，有人提出中國要推行“新農村運動”，而且這種新農村運動之建議很快就為社會所共識。這種新農村運動的基本旨意就是要拓展農村消費空間作為防止目前國內一些産業産能過剩的手段，以此來擴大內需。具體的措施有：發展糧食生産，調整農村結構，對農業增收挖潛，加強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的建設，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全面取消農業稅等，從而把中國農村建設成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對於新農村運動，其出發點與設想是好的，確實也能在某些方面改變中國農村貧窮落後之狀況，但其能否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還有待時間之檢驗。正如最近王建指出的那樣，希望拓展農村消費市場來化解目前國內産能過剩的問題應該是杯水車薪。因為，根據他的計算，目前國內一些部門正在制定消費品（如電器）下鄉方案，但是就算農村電器的使用水準達到城市的水準，那麼按照目前農村的人口計算，下鄉之産品所耗用的金屬材料也僅是目前産能過剩的杯水車薪。在這裡，他僅是從産品材料的耗用上來説明這種新農村運動的不可行性。如果我們再追問下去，這種工業品下鄉，是免費送給農民嗎？如果不是免費的，那麼農民有沒有能力來購買這些消費品。如果沒有，農村的增收模式從何而來？

可以説，全面建設社會新農村，並以此來開拓農村消費市場。這樣做僅是解決“三農”的一個方面。因為，對於農民人口占主導的中國來説，農村消費擴大了，農村的消費市場拓展了，那麼當然中國的內需市場也就出來了。但是農村的消費市場如何來擴展，農業稅全免，每個農民也減輕不了幾十元，無濟於事。相關措施還包括調整農村的産業結構，增加農村技術輸入等，但目前情況來看，沒有什麼農産品是短缺的。反之，哪一類農産品的市場需求大，很快就有不少人或企業進入。

可以説，國內農産品基本上處於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它的短缺早就成了歷史。因此，希望增加投入來提高農産品的産量達到增加農民收入的目的，作用不會太大。更何況，農業投入越多，農産品的産量越高，其競爭一定會更加激烈。農民增産不增收，有什麼意義？從最近的情況來看，農産品的增加産量往往慢于農業生産資料上漲的幅度。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的增收模式從何而來？農民的收入不能夠增加，即使想擴大農村的消費，並希望以此來拉動國內需求，但這種設想可能不會實現。

還有，新農村運動的一種設想是增加對農村公共設施與公共事業的投入來改變目前經濟落後之狀況。可以説，增加對農村公共設施的政府投入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這樣做效率又會如何？它能夠達到所設想的目標嗎？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現代社會公共設施投入會向城市聚集、集中？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公共設施投入的效率及這種公共設施投入使用的效率。在這一點上，城市一定是比農村效率要高，否則，就不會看到一個又一個的城市會隨著各國現代化的過程而拔地而起。

如果我們把十分稀缺的資源投向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雖不能説這種投入會沒有用，但是同樣的資源投入，投入城市與投入農村其效率是有天壤之別的。我們只要去珠海機場，看看珠海機場及機場路投入後的效率，就會知道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如果不從經濟上考慮，其中産生的浪費是無可復加的。珠海機場路是１９９８年以前修建的，已經過去近７年了，但八車道的路面上目前仍是空空如也，路上行走的車輛十分稀少。不要説國家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資源十分稀缺，即使國家有能力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全面的投入，但這樣做所達到的效果肯定不如以同樣的資源投入到城市好。

假定國家有能力把大量的資源投入到農村的公共基礎建設與公共事業建設，再假定這種投入是有效率的，那麼其內在的支援體系是否存在？比如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如何來進行，建設後又是如何來運作，運作中的收益與維護又是如何來進行等，如果沒有一個內在農村支援體系，那麼這種公共基礎設施要投入到農村都是不容易的。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如果農村發展或解決“三農”問題僅是把眼光盯在農村的本土上，僅是考慮如何加大對農村的投入，而不是讓中國的農村融入到整個社會的現代文明發展中，那麼中國農村要得到真正發展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再從農村價值觀念變化來理解，新農村運動表現出來的問題可能會更嚴重。從目前中國農村不同地方所表現的差異性來看，經濟越發達的地方，當地農民的市場觀念就越鮮明，而越是落後的地方，農民的市場觀念越落後。也就是説，在中國的農村，農民市場觀念的好壞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該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很簡單，一個人對一些行為連想都想不到，那麼這個人的行為能夠有什麼創新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以説，近２０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不僅在於大量的農民進城為城市企業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這些農民為企業創造大量的財富，而且在於這些進城的農民一旦走出農村之後，改變了自己，也在於他們把這種改變了的觀念帶來到農村。如果像新農村運動那樣只是把國內大量的農民禁錮在當地土地上，無法從外面獲得更多的知識與資訊，這樣的農民能夠把農村的經濟發展起來嗎？

可以説，從世界現代文明史的經驗來看，農村的發展並非是用新農村運動把廣大農民禁錮廣袤的田野上，而是通過新的制度安排方式使得農村人口逐漸向城市轉移。英國的“圈地運動”儘管史稱為羊吃人的運動，但是它為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中國的農村發展，或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只有通過城市化才是正確之路。

當然，就目前中國的條件來看，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政府必須從兩個方面有新的制度安排：一是農民的土地補償問題。因為，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實際上是嚴重犧牲或侵害農民利益得以進行的。政府往往會以土地為國家所有的方式，把農民的土地以微不足道的價格徵收過來，然後又以高價賣給房地産開發商。這種掠奪農民財富的嚴重不公平不加以改變，不僅新農村運動會成為一句空話，而且即使允許廣大農民流入城市，他們仍然在城市無生存之地。因此，如何出臺新的政策對農民的經營土地利益重新界定，應該是目前解決“三農”問題最為重要的事情。

二是農村人口流動問題。中國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了，其市場化的程度不可謂不快，但是限制農民自由流動的戶口制度為什麼就是不取消？可以説，中國的農民之所以如此窮，中國農村之所以如此落後，中國農業之所以發展如此慢，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這種戶口制度不斷地在製造農村與城市的差距，就在於這種制度不斷在由農村向城市轉移財富。可以説，農村戶口制度不解決，任何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只能是徒有其表，而不能夠切入問題實質。 （易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