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為數不少的社會成員似乎是或多或少地陷入一種焦慮的狀態之中。“社會焦慮”作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困擾著人們。在社會人群中，不乏煩躁、壓抑以及非理性衝動等緊張心理的成分。一些社會弱勢群體的成員在為眼前的生計、為以後的出路著想而充滿焦慮：基本生活所需費用如何解決？就業或再就業問題何時能夠解決？孩子的上學問題怎麼辦？家庭成員的醫療費問題如何解決？等等。弱勢群體成員不是一個小數目。僅僅是貧困人口就有５５００萬人以上，其中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為３０００萬人，城市的貧困人口也在２５００萬人以上。如果再加上諸如民工群體以及其他低收入群體，弱勢群體的人數相當龐大。就是一些算不上是弱勢群體的成員也往往對自己的現狀不滿足，而且對以後可能出現的不利處境心懷憂慮。
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是社會焦慮出現的重要原因。中國社會正處在劇烈的轉型時期，正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過渡。２０多年來，中國社會環境變化幅度如此之大、變化速度如此之快，在以前是難以想像的。社會的急劇變動，意味著社會成員原來所熟悉的社會環境大規模、急速的變動。在這個變動時期，必定會出現大量的新事物、新觀念、新的行為方式和新的規則。人們對於這些事物的認同與適應需要經過一個時期。因此，在這個特定時期，社會成員對於新的社會環境往往存在著一種抗拒或認可、認同的複雜心理狀態。不少人對於社會的未來前景一時不會有十分的把握，也就難免出現一種比較焦慮的心理狀態。
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尤其是在１９７６年以前，人們對於自己的事情毋需費很多的心思，個人的大部分事情如就業、住房、勞動與醫療保障甚至就連副食補貼等等依靠組織、單位和政府出面便可解決。自然，這種踏實並不是一種正常的踏實，這種狀況必定是要結束的。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既充滿了誘惑，也充滿了風險，可是，個人的事情一般只能靠自己來解決。況且，市場經濟本身現在也並不成熟，很多必要的規範制度以及必不可少的“社會安全網”（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們難免出現無所適從的心理狀態，從而加重了社會焦慮。
社會焦慮是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儘管如此，我們還應看到，社會焦慮有著明顯的負面效應。它使得人們缺乏一種應對社會變化的從容心態，缺乏從長計議的理性安排。既然缺乏理性意識，那麼，不切實際的高期望值便會迅速提高，急功近利的行為取向就必然比較強烈。於是，對於一個社會所應當具有的規則意識和規則體系就會輕視，進而在行為取向方面更容易選擇成本小、見效快的短期行為。而短期化的行為一旦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對社會的正常運轉是十分不利的。更為重要的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大量社會失范現象存在的條件下，社會焦慮會加重社會成員間的緊張關係，助長某些越軌行為。對於社會焦慮的這些負面作用，我們應當充分予以重視。
就總體而言，當經濟水準發展到一個比較高的階段時，當社會的基本規則系統真正建立並有效運作時，當人們不再為基本的生計問題而惶惶不可終日時，社會焦慮現象便會消失。
而在目前我們所應做的，是把社會焦慮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限度。為此，應當儘快地建立起系統的、有效的社會規範體系，使人們“長期化的行為”能夠在制度層面支撐下，得到應有的回報；應當儘快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盡可能地降低社會成員所面臨的風險因素，減少社會成員正常生存與發展的後顧之憂。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
《南方週末》 2002年2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