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11月5日公佈了《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報告。報告以城市的經濟基礎、企業誠信、金融發展、司法環境、政府誠信、金融部門獨立性、社會誠信文化、仲介服務發展、社會保障等九個方面為投入，以城市金融生態現實表徵為産出，總結得出了50個大中城市金融生態的綜合以及分項排名。從綜合排名來看，上海、寧波、溫州、杭州、深圳等城市位居前位。

城市金融生態排名不僅是政府決策的參照表，也是企業與個人投資的重要指引。那麼什麼是金融生態？它最基本的核心是什麼呢？在本文看來，金融生態是將自然生態的概念引進金融領域，用生態學的方法來考察金融領域的問題。它理解為由金融主體及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金融生態環境共同形成的動態平衡系統。

制度安排對金融主體的各個層面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制度給定了金融主體行為的約束條件和選擇邊界，並由此而決定了金融主體之間的關係和行為方式。同時，金融主體也可以通過改變制度來重塑金融生態環境，進而改善整個金融生態的品質。

制度不僅是決定金融生態品質的根本因素，而且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本質的原因。諾思認為，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之中，財産關係的作用最為突出，所有權不確定，私人經營的産業及其收入沒有合法保障，或者説，如果沒有制度的保證和提供個人經營的刺激，近代工業就發展不起來。

從中外歷史的經驗來看，同一個國家、同樣的經濟環境、同樣自然資源條件、同樣的傳統及文化，但不同的制度可以生發出不同的金融生態，最後又決定了該實體經濟的發展。在這個方面，南韓和北朝鮮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現實的案例。在人類歷史上，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正是從制度對於經濟增長有著本質性作用的意義上來説，我們認為，制度對於金融生態同樣也具有基礎性的、本質性的影響。因此，在考察金融生態這個概念時，我們必須從制度的層面對其進行分析。

然而，我們還會遇到一個問題：為了改善我國的金融生態，作為金融主體之一的監管部門一直在引進國外的先進制度、監管模式和運作經驗，比如為了改善上市公司品質而要求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為了推進證券發行市場化而將以前證券發行時所實行的審批制改為現在的核準制，後又輔以保薦人制度；為了減少公司內部控制而要求上市公司引進獨立董事制度。種種制度的引進和設立，説明金融生態中的各個主體都已經意識到了制度對於改善金融生態的重要性，但是這些制度實施後的情況與監管者的設想仍有很大的偏差。

為什麼在國外行之有效的制度，被移植到國內以後，卻不能達到意想中的目標？這不僅與我國本身的國情、文化以及現有的制度約束條件有關，而且根本上與這些一般性金融制度相對應的基礎性制度的缺失。正是由於基礎性制度的缺失，就使得一般性制度的執行與實施無法收到理想的成效。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基礎性制度是金融生態的核心。

基礎性制度是由社會給定的或由政府提供的，它是個人不可選擇的。明確及清晰的産權界定是基礎性制度的基本內在前提，也是重建基礎性制度的直接指向和最終目的所在。因為在市場中，如果産權得不到保護，金融主體就難以規避財産被掠奪的風險。

在這裡，我們認為基礎性制度基本內容有：有效的市場定價機制、市場主體公平公正交易的平臺，及市場主體在交易過程中財富不被掠奪的保護機制。如果金融市場缺乏良好、公平的基礎性制度，産權就無法得到保護，各個經濟主體也就不可能通過合約選擇的方式來規避這種風險。而這些就是金融生態的核心。從上述報告也表明，基礎性制度好壞決定金融生態的評級如何。那麼説，今後的中國金融改革如何從基礎性制度入手，就成了中國金融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早報特約評論員 易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