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以來，日本不斷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比深重的災難。尤其全面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者完全突破了人類任何道德良知的底線，徹底踐踏了國際公理與正義，泯滅人性地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慘絕人寰、令人髮指的罪惡暴行，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進行了最野蠻、最殘暴、最慘絕人寰的大破壞、大屠殺。侵華日軍鐵蹄所至，神州大地山河變色，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經濟發展、人民的生命財産遭到嚴重的破壞，給中國人民造成了3500萬人傷亡、6000億美元的巨大損失。侵華日軍的暴行是對人類正義與文明的殘暴踐踏!

日本法西斯使用了各種罪惡手段殘暴地對付中國人民，每一種方法，都無所不用其極：血腥屠殺；摧殘婦女兒童；製造無人區、實行燒、殺、搶三光政策；無差別狂轟濫炸；役使並虐殺勞工；大肆搶掠，洗劫一空；對佔領區人民進行奴化教育；毒化……使用對象，涵蓋了所有範圍：既有抗戰軍人，也有和平百姓；既有老人，又有兒童；既有青年婦女，也有孱孱老婦……

血腥屠殺

侵華日軍泯滅人性地展開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血腥大屠殺，與納粹施展于猶太人的暴行不相上下。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實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大到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小到隨時隨地無處不在的殺戮，中國的大好河山到處是殘暴的日軍留下的斑斑血跡。據統計，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達3500萬人，其中除了軍隊380萬人，平民百姓佔絕大多數，這其中慘死在日軍屠刀下的又佔了很大一部分。

日軍施展屠殺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門，而且無所不用其極，其殘忍程度，完全超出了人類的本性和良知，使日軍完全變成一支“獸性的部隊”。日軍之所以如此，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礎。日本軍隊在長期軍國主義、皇國主義的教育下，將極端的暴力作為最有效的征服方式，將統治東亞民族視作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武士道精神的教育下，將戰爭中一切罪惡方式都發揮到極致，超出人們的想像；在與納粹如出一轍的種族優越論的理論下，將他們所認為的“低劣”民族視為可以隨意宰割的動物因而沒有任何羞恥心與罪惡感。這就造就了日軍這群沒有人性的強盜，造就這樣的馴服工具。

南京大屠殺是最典型的突出代表。日軍在向南京的進軍途中，就已經展開殘酷的殺戮，創造“百人斬”殺人競賽的驚世暴行。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佔領南京後，在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中將和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中將等人的指揮下，日軍對南京大肆屠城，燒殺淫掠6周之久。南京變成一座屍橫遍野、滿目淒涼的死城。日軍用盡各種辦法，如集體槍殺、火燒、活埋、槍刺、刀砍、沉塘……。對於大量被俘的中國官兵不是按照日內瓦國際公約規定的“對待戰俘應給予人道之待遇”，也沒有像其謊稱的那樣“優待俘虜”，而是實行有組織有計劃的屠殺。中國放下武器的士兵、平民死亡總數達30萬人以上！中國南京血流成河，草木含悲，日本東京卻在一片狂歡之中慶祝“南京陷落”。英國記者田伯烈揭露日軍燒殺淫掠下的南京 “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獄”，“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毫無疑義的是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南京大屠殺只是日軍暴行中的一例，日軍的屠殺惡行無處不在，貫穿了日本長期侵華的全過程。僅大的血案就有很多很多，如旅順慘案：1894年日軍製造旅順大屠殺，近2萬名中國民眾慘遭荼毒；平頂山慘案：1932年9月16日，200名日本守備隊和憲兵隊士兵在遼寧撫順平頂山村用6挺機關槍集體屠殺村民3000余人，焚燬全村800多間房屋；鎮江屠城：1937年12月8日，江蘇鎮江淪陷，日軍屠殺民眾上萬人，焚燒房屋16700余間，姦淫婦女數以千計；潘家峪慘案：1941年1月25日，日軍在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村屠殺村民1230人（其中婦女、兒童658人），燒燬房屋約l000間；潘家戴莊慘案：1942年12月5日，日軍在河北灤縣潘家戴莊殘害和平居民1280余人，燒燬民房1000多間；廠窖慘案：1943年5月，日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率部在湖南廠窖地區槍殺中國民眾3萬餘人，強姦婦女2000多人；平陽慘案：1943年秋，日本侵略軍以4萬兵力對河北省阜平縣平陽村一帶農村，進行瘋狂的“掃蕩”，持續87天，用刀砍、活埋等手段殘殺村民700多人，甚至滅絕人性地吃被殺者的心、肉……

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纍纍血債，是無法償還的，也是無法否定和掩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