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以來,日本不斷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比深重的災難。尤其全面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者完全突破了人類任何道德良知的底線,徹底踐踏了國際公理與正義,泯滅人性地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慘絕人寰、令人髮指的罪惡暴行,在中國廣大的土地上進行了最野蠻、最殘暴、最慘絕人寰的大破壞、大屠殺。侵華日軍鐵蹄所至,神州大地山河變色,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經濟發展、人民的生命財産遭到嚴重的破壞,給中國人民造成了3500萬人傷亡、6000億美元的巨大損失。侵華日軍的暴行是對人類正義與文明的殘暴踐踏!
日本法西斯使用了各種罪惡手段殘暴地對付中國人民,每一種方法,都無所不用其極:血腥屠殺;摧殘婦女兒童;製造無人區、實行燒、殺、搶三光政策;無差別狂轟濫炸;役使並虐殺勞工;大肆搶掠,洗劫一空;對佔領區人民進行奴化教育;毒化……使用對象,涵蓋了所有範圍:既有抗戰軍人,也有和平百姓;既有老人,又有兒童;既有青年婦女,也有孱孱老婦……
血腥屠殺
侵華日軍泯滅人性地展開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血腥大屠殺,與納粹施展于猶太人的暴行不相上下。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實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大到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小到隨時隨地無處不在的殺戮,中國的大好河山到處是殘暴的日軍留下的斑斑血跡。據統計,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達3500萬人,其中除了軍隊380萬人,平民百姓佔絕大多數,這其中慘死在日軍屠刀下的又佔了很大一部分。
日軍施展屠殺的手段更是五花八門,而且無所不用其極,其殘忍程度,完全超出了人類的本性和良知,使日軍完全變成一支“獸性的部隊”。日軍之所以如此,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礎。日本軍隊在長期軍國主義、皇國主義的教育下,將極端的暴力作為最有效的征服方式,將統治東亞民族視作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武士道精神的教育下,將戰爭中一切罪惡方式都發揮到極致,超出人們的想像;在與納粹如出一轍的種族優越論的理論下,將他們所認為的“低劣”民族視為可以隨意宰割的動物因而沒有任何羞恥心與罪惡感。這就造就了日軍這群沒有人性的強盜,造就這樣的馴服工具。
南京大屠殺是最典型的突出代表。日軍在向南京的進軍途中,就已經展開殘酷的殺戮,創造“百人斬”殺人競賽的驚世暴行。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佔領南京後,在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中將和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中將等人的指揮下,日軍對南京大肆屠城,燒殺淫掠6周之久。南京變成一座屍橫遍野、滿目淒涼的死城。日軍用盡各種辦法,如集體槍殺、火燒、活埋、槍刺、刀砍、沉塘……。對於大量被俘的中國官兵不是按照日內瓦國際公約規定的“對待戰俘應給予人道之待遇”,也沒有像其謊稱的那樣“優待俘虜”,而是實行有組織有計劃的屠殺。中國放下武器的士兵、平民死亡總數達30萬人以上!中國南京血流成河,草木含悲,日本東京卻在一片狂歡之中慶祝“南京陷落”。英國記者田伯烈揭露日軍燒殺淫掠下的南京 “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獄”,“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毫無疑義的是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南京大屠殺只是日軍暴行中的一例,日軍的屠殺惡行無處不在,貫穿了日本長期侵華的全過程。僅大的血案就有很多很多,如旅順慘案:1894年日軍製造旅順大屠殺,近2萬名中國民眾慘遭荼毒;平頂山慘案:1932年9月16日,200名日本守備隊和憲兵隊士兵在遼寧撫順平頂山村用6挺機關槍集體屠殺村民3000余人,焚燬全村800多間房屋;鎮江屠城:1937年12月8日,江蘇鎮江淪陷,日軍屠殺民眾上萬人,焚燒房屋16700余間,姦淫婦女數以千計;潘家峪慘案:1941年1月25日,日軍在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村屠殺村民1230人(其中婦女、兒童658人),燒燬房屋約l000間;潘家戴莊慘案:1942年12月5日,日軍在河北灤縣潘家戴莊殘害和平居民1280余人,燒燬民房1000多間;廠窖慘案:1943年5月,日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率部在湖南廠窖地區槍殺中國民眾3萬餘人,強姦婦女2000多人;平陽慘案:1943年秋,日本侵略軍以4萬兵力對河北省阜平縣平陽村一帶農村,進行瘋狂的“掃蕩”,持續87天,用刀砍、活埋等手段殘殺村民700多人,甚至滅絕人性地吃被殺者的心、肉……
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纍纍血債,是無法償還的,也是無法否定和掩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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