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一個傑出的與眾不同的女性。史沫特萊1928年底來華,在中國一呆就是12年。抗戰初、中期,她目睹日本對中國侵略,向世界發出了正義的聲音。她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在反擊》、《中國的戰歌》等專著,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革命鬥爭,成為不朽之作。她親自護理傷員,組織醫療活動,用行動喚醒有良知的人們。她訪遍了中國華北、華中的大部分地區,用熱情召喚更多的國際友人,一同為中國抗戰出力。
史沫特萊,中國人民的朋友,在生命的最後20年中,她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西安經歷
1929年,史沫特萊作為外國駐華記者來到中國。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在這期間,駐守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5天以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後,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概述當天西安事態的發展,並報道與這場事變有關的內容。她的報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西安的廣播,使史沫特萊成了一個國際人物,並永久地被貼上了中國共産黨的辯護人的標簽。
當時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中,由於政治觀點不同,有人認為她是英雄,有人認為她是無賴。美國報紙説:“她背後有龐大的軍隊”,“美國姑娘,赤色危險人物”,“美國婦女幫助中國人叛亂”。美聯社在一篇很長的背景介紹中,説史沫特萊“從前的一個美國農村姑娘將成為千萬黃皮膚人的實際上的‘白膚女皇’”。
延安生活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萊正式接到共産黨的邀請訪問延安。她的公開身份是到前線去做戰地救護工作。
在延安,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進行了多次交談,她的手提式打字機一直響到深夜。她給予毛澤東以高度評價:每個人都可以與古今中外社會歷史人物相提並論,但無人能比得上毛澤東。他的著作已經成為中國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評價周恩來:是一位學識淵博,閱歷深廣,見解精闢,襟懷坦白,不存門戶之見,毫不計較個人的安福尊榮、權利地位的卓越領導人。她還與朱德總司令頻繁接觸,並徵得朱德的同意——撰寫朱德平生。
史沫特萊並不局限于採訪和寫作。她還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圖書管理員,負責擴展延安窯洞圖書館外文書籍。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國記者到延安來。她發動了一場滅鼠運動,對撲滅延安鼠害發揮了作用。她甚至為延安引進了一種新的娛樂方式——西方式的交誼舞。
延安使她興奮,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她強烈要求加入中國共産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告訴她,她應該留在黨外,以便與在外面和國外做更多的工作。她聽後感到極為痛苦和傷心,放聲大哭起來。馬海德和她談了許多夜晚,也未能減輕她的悲傷,直到過
了很長一段時間,她才理解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對她説的那些話是正確的。
深愛八路軍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萊在準備隨部隊開赴前線時,不慎從馬背上摔了下來,背部受傷,推遲了行期。10月,史沫特萊養好了傷,隨身攜帶了打字機、照相機和簡單的行李,赴八路軍抗敵前線採訪。她很快趕上了駐紮在太原的八路軍,然後到達北部山區的八路軍總司令部,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
隨八路軍總部轉戰各地,史沫特萊與八路軍戰士同吃同住,她關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進了與他們的感情。
史沫特萊與八路軍相處不到半年,便深深的愛上了這支部隊。用她的話説:“離開你們,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於去死。”
傷兵之母
1938年1月,史沫特萊到了漢口,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一面救護傷員和難民,一面報道中國抗戰,並向世界性組織呼籲救援。
史沫特萊以她火熱的心吸引著來華的外國人士,這些人雖然身份不同,政見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萊的帶動下,積極地為中國抗戰出力。
在漢口,史沫特萊多次訪問美國大使館,向大使和武官介紹八路軍的活動。她多次接觸約翰·戴維斯、佛蘭克多恩、史迪威和陳納德,這些人後來成為影響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萊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為中國紅十字會募捐上,宣傳中國傷兵的英勇事跡和所處困境上。在漢口,美國和英國大使館、標準石油公司、國民黨的高級官員,都曾在她的動員下提供過捐助。史沫特萊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個午餐會上,她使財政部長宋字文感到羞愧,捐出1萬元中國法幣支援她的工作。還有一次,在行政院長孔祥熙的晚宴上,她從這位共産黨人的死敵手裏,拿走了一張捐給山西遊擊隊的鉅額支票。
史沫特萊從抗戰初期就為救助傷員奔走呼籲,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內的印度援華醫療隊來華,都是史沫特萊奔走呼籲的結果。1938年11月,史沫特萊在雲嶺新四軍軍部,名義上是起草一份給紅十會的詳細報告,但她認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傳新四軍醫療隊。她為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系列文章,後由《曼徹斯特衛報》轉載,詳細報道了新四軍的處境和對藥品的需求。她私下還求助於一些英國朋友,以及美國紅十字分會。到了春天,可觀的援助從英國和紅十字會紛至遝來,在史沫特萊的中國同事眼裏,她簡直是一位女英雄。
魂歸中華
1941年5月,因病回到美國的史沫特萊,仍然表現出對中國抗戰事業的忠誠。她到處講演,撰寫文章,介紹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為中國的抗戰募捐。她在《中國的戰歌》一書出版後,又開始寫作朱德的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1945年8月,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的董必武拜訪了她,並帶給她撰寫朱德傳記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萊繼續在貧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奮筆疾書。1949年11月,她準備取道英國來華,在英國,她把完成朱德傳記當作首要任務。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潰瘍出血而惡化,僅靠牛奶維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偉大的道路》書稿的修訂工作。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寫到:“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願望處理——那就是説,建設一個強大和自由的中國。——如果中國大使館來到了,如果能為我的遺體只唱一首歌,中國的國歌——‘起來’,我將不勝感激。由於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在倫敦病逝,終年58歲。次年5月6日,在北京為她舉行了追悼大會和隆重的葬禮。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中國烈士陵園的蒼松翠柏間,一塊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鐫刻著朱德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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