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科學技術進步問題上有一種否定、貶低市場機製作用的聲音，好象市場力量就一定是急功近利的，甚至為了經濟利益而不惜犧牲政治利益的。一些人認為，唯有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中國才能實現“科技趕超”、“科技強國”；唯有一切依靠自主開發，才能防止外部勢力的“狼子野心”。我認為，這種認識恐怕有失偏頗。

一、 不要把技術發展問題“泛政治化”

所有的競爭，包括國際間的競爭，最終都是利益的競爭、經濟的競爭，而不是別的什麼競爭。技術路線、技術戰略對一個國家、民族的長久發展來説是相當重要的。但自主開發、自力更生不能走極端。

在電腦技術發展過程中，前蘇聯曾堅持認為自主開發的真空管技術才是重要的，有出路的，堅決拒絕接受當時已在西方發展起來的電晶體技術。直到最後走不下去了，才發現已經遠遠落後，已經無法和西方競爭。從這個意義上説，前蘇聯可以説是“技術亡國”。有專家説日本走的是自主開發之路。這個説法恐怕不確切。日本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成為鋼鐵大國，七十年代成為汽車大國，八十年代成為家電大國，走的恰好是引進、消化、吸收之路。日本人想在九十年代成為電腦大國，而且想依靠自己的技術研發實現這個目標。當時筆者正在日本，政府對電腦産業進行了大量的産業保護。國立大學、政府機構買電腦，必須買日本的。一度日本的積體電路確實曾領先美國。但是事實證明，日本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電腦這場競爭中沒有取勝。實現産業的發展。利用全人類共同的科技成果、文明結晶，對科技發展同樣重要。我不贊成在技術發展上的一種“泛政治化”的思潮。

二、 科技興國決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農業文明歷史很長。人們急於實現民族強盛，國家強大的願望很迫切。最早的“洋務派”就夢想民富國強、堅船利甲。但是，這條路一定需要長期的艱苦努力才能實現。決不能總是設想有一天“夜讀兵書”，第二天就成為姜子牙的奇跡出現。過去一百年中，義和團的“刀槍不入”神功、大躍進時代“人多大膽地有多大産”，以及最近一些年來的一些邪教和一些打著科技幌子的“水變油”鬧劇等，都是這種社會思潮的極端反映。

我們應當警惕，這種寄希望於奇跡，寄希望於一夜改變命運的思潮在中國具有特別深厚的社會土壤。科技界有沒有類似思潮的影子？值得警惕。我們需要有一個長久、客觀的，能夠滿足國民福利最大化的路線。製造業向中國轉移好不好？這對於緩解城鄉矛盾，協調社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而這個矛盾、這個關係是我們當前和今後很長時間面臨的主要矛盾關係。歷史經驗證明，如果我們不能夠客觀現實地選擇經濟發展道路，很可能給極端主義的思想留下很大的社會空間。

三、 市場經濟是一種制度無奈下的優化選擇

我們選擇市場經濟，選擇了競爭，選擇了多元化自主決策的資源配置機制，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必然選擇，也是全世界在過去200餘年工業化過程中的共同選擇。

市場經濟有沒有缺陷？有。但這是人類面對很多制度無奈的時候的被迫選擇。

我們的經驗和國際經驗都證明，依靠國家、政府集中資源發展科技可以有一定效果。但只能在短期、個別、局部情況下有效。例如實行戰爭動員，宣佈進入非常時期。過去我們對形勢的判斷和戰略指導思想是“要準備打仗”，是“備戰備荒”。現在我們還是這個判斷嗎？不能拿過去的經驗證明今天的決策。政府配置資源，從長期看一定是沒有效率的。因為我們得設想有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政府，而且這個政府得總是出以公心才行。事實上這樣的政府和保證這樣的政府行為的制度是無法找到的。

歷史證明，人們沒法規避人性的弱點，沒法規避依靠政府行政權力配置資源過程中的低效率甚至腐敗。我們過去幾年“積極財政政策”中的國債項目好不好？可這些依靠政府配置資源的國債項目實行的結果是留下了一些腐敗案件、豆腐渣工程和國民財富的巨大流失。假定我們現在再決定上一個國家投資、依靠政府集中資源的重大科技項目，我們很可能最後發現，這一大筆錢最後落到了某個利益集團或者腐敗群體的手裏，變成了尋租的工具，變成了某個腐敗官員或其親屬掌控的財富。這種事實在當前的經濟生活當中可謂是層出不窮。如果這樣發展科技，最後可能與其他類型項目一樣，只能使個別人獲得利益，並不能真正為國民造福。

有人説我們可以依靠制度防止腐敗。什麼樣的制度能夠有效？面對這種制度無奈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是依靠希特勒的衝鋒隊、“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等極端組織；要麼就是依靠市場化的優勝劣汰，依靠産權人的自主決策。（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陳淮）

經濟參考報 2004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