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６年前的某天，德國藝術家博伊斯在臉上覆蓋著金箔，懷抱著一隻死去的野兔，在挂滿他的作品的畫廊中來回踱步，然後對著這只死兔子解釋這些作品的意義。博伊斯的這件名為《向一隻死兔子解釋繪畫》的行為藝術作品，曾經一度照亮著大多數懷才不遇的、落落寡歡的藝術家們灰暗的心扉，令他們將自己作品的不被理解歸罪于大眾的淺薄，他們一邊幽默地向死兔子解釋藝術，一邊耐心地等待被頓悟的後人掘墓三尺挖出來立紀念碑。

    但是，這種文人雅士的精神勝利法，對那種腦細胞處於最活躍的分裂狀態的藝術家來説似乎過於溫和，根本無法表現他們對現世的不滿，對自我的逾越。他們從博伊斯那裏或者從更早的舞蹈家斯庫寧翰（他喜歡在過道上表演跳舞，後面跟著一隻興奮的狗）那裏繼承了“行為藝術”這個詞，並把它發展為所謂“更瘋狂的、更果敢的、更具有革命性、更有視覺宣傳效應”的“審醜”行為，演繹出所謂“驚世駭俗”的作品。

    然而，當審美成了“審醜”，所謂的藝術成了嘩眾取寵的“秀”，行為藝術這個詞隨即也遭受嚴重污染。

    女音樂家（同樣也是行為藝術家，但不是自殘派的行為藝術家。）ＬＡＵＲＩ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為了反對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缺少創造力的藝術，曾寫這樣的詩歌來進行批判：“使你喪命的不是槍彈，而是彈孔。”台灣行為藝術家謝德慶早年也嘗試過帶有“審醜”傾向的行為，但是，後來他轉向了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以一年時間為框架）的藝術，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年，他將自己關閉在室內，生活一年，一年內不做言語交談、不閱讀、不書寫、不聽收音廣播、不看電視。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他在紐約的戶外生活一年，不進入任何遮蔽物中，包括屋檐甚至帳篷。有一件作品是：他與女藝術家ＬＩＮＤＡ　ＭＯＮＴＡＮＯ用８尺長的繩子綁于腰間一年，不論任何時間、地點都在一起，但是不做任何身體上的碰觸，分分秒秒地與人面對一年，對人與人之間的忍耐力是一種極限，同樣是極端而瘋狂的一種體驗，卻不帶絲毫血腥暴力的色彩。

    謝德慶在今年接受《芙蓉》的訪談中談道，用一年的生命來做一個時間的框架，然後根據意志力去完成作品，是他認為最好的表達方式。行為藝術逐步邁向成熟與理性，它的審美價值也逐漸得到更多人的承認與接受。

    既然行為藝術被定義為更自由、更開放的藝術形式，那為什麼不讓我將藝術融入日常生活？讓舉手投足都成為美的理由。

    《南方日報》 2001年5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