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目標的確立，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所進行的政策調整，對於社會心態無疑具有巨大的影響。對於民眾在一定時期的社會環境下所表現出來的比較普遍的、突出的社會心態的了解，是政府制定政策和確立政府服務方向的重要參照。基於對國內近期科研機構、媒體和調查機構的一些相關調查的綜述和分析，本文試圖分析和描述當前社會心態的特點和變化。

一社會需求的基本狀況

當前，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已經深入人心，但如何做到“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從哪著手，則是必須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20世紀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深入研究了人的基本需求，提出了人的需求層次理論，把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種，這五種需求的關係是漸進的，一種需求滿足才會有新的需求産生。儘管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在學術上受到各種各樣的批評，但他著眼於人的基本需求的人本主義思想非常有影響，也應該對我們有所啟示。各級政府機構首先要了解民眾的基本心理需求，以及民眾的基本需求匯集起來的社會需求。

（一）“和諧社會”目標與社會需求

胡錦濤總書記在2004年3月10日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時闡述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新的發展觀；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建設“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的目標。民眾對於“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寄予很大希望，但民眾對於“和諧社會”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人們對於“和諧社會”也有著不同的期望。作為社會發展目標的“和諧社會”對於老百姓來説到底意味著什麼？

2005年“兩會”召開前《中國經濟時報》和搜狐網在搜狐網上聯合進行了調查，調查的題目是“建立‘和諧社會’您最關心的話題是什麼”，搜狐網上共有3700人回答了這個題目，調查結果顯示，“貧富差距”、“社保和再就業”、“環境保護”、“‘三農’問題”和“房地産調控”列在前五位，可以看出民眾更多關心的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滿足。

 2005年兩會期間，中國社會調查所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長沙、瀋陽、重慶、長春、西安進行了兩會關注度和關注焦點的調查，回收問卷總數為1500份。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群眾關注“貧富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分配不公”，“房地産、物業”，“就業和再就業”，多數群眾關注“物價波動”、“制定《反分裂國家法》”、“證券市場如何走出困境”和“教育亂收費”，而關注“國有資産流失”、“反腐倡廉”和“社會保障”的人數相對少一些，佔調查人數的四成。

新浪網也在兩會期間進行了一項網上調查，題目是“您最關心的2005年經濟現象”。調查結果顯示，證券市場走出困境、農民增收問題、分配問題、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房價和車價問題以及教育問題成為最受關注的問題。

儘管網路調查受調查手段的限制，其調查對象的範圍相對狹窄，但從調查結果看，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反映了社會的聲音。

這些調查顯示出以下一些特點：（1）在現階段，民眾普遍的基本生活需求依然是最為迫切的、首先應該滿足的需求；（2）對未來生活的預期表現為一種現實的需求；（3）不同於馬斯洛從個體需求出發提出的需求願望，民眾表現出對於他人基本生活需求滿足的關懷；（4）民眾把個人需求的滿足與社會整體的發展緊密聯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自上而下達成了一種共識。

（二）民眾的社會參與意願

一年以來，無論是對於“和諧社會”的討論，還是對於兩岸交往進展的關注，還是對於“神舟六號”飛船成功發射表現出的自豪感，都反映了民眾關心、參與國家事務的熱情。隨著民眾公民意識的提高，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將是生活水準提高後的進一步需求，民眾共同參與公共事務將是必然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傳媒調查中心資料來自中國調查網（http://www.comrc.com.cn/index.htm），該網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傳媒調查中心主辦。在北京、上海、廣州、瀋陽和成都進行的2005年社會意識調查發現，市民在應該參加的社區活動中選擇“關注社區工作”、“參加選舉”、“了解社區公共事務”的比例較高，而選擇“參與處理地方問題或各種活動”、“參與地方政府的活動”和“參與黨組織的活動”比例較低，選擇“以上均沒有”的比例不到10%。説明民眾公共參與活動以參與社區活動為主，參與政治活動則是以選舉活動為主，參與其他公共事務性活動較少。

1.政治參與

中國調查網2005年社會意識調查中發現，不同城市的被調查者對於政治的興趣不同，總體上看，傾向於對政治感興趣的被調查者和不感興趣的調查者各佔一半，調查結果還顯示，不同地域民眾對政治的興趣有差別。

被調查者經常談論政治和偶爾談論政治的比例分別為10%和41%，從不談論和很少談論分別佔17%和32%。

一般來説，人們理解的政治興趣主要是從宏觀的、國家層面上理解的，這樣的政治參與主要表現為個人對於國家政治動向的關注。從民眾在一些社會事件中的表現更容易看出民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對國家大事的關注程度。《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於2005年4月27~28日進行的關於連戰和宋楚瑜訪問大陸的調查結果顯示，95.8%的受訪民眾一直在留意連戰訪問大陸的新聞報道，只有4.2%的人表示還不知道此事；有65.1%的民眾認為“連宋”訪問大陸會推動兩岸的和平統一進程。

從調查結果看，民眾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的程度還不算很高，但表現出極高的關注度；而且在某些重要事件上還反映出民眾公共參與活動在不斷增加，例如東南亞海嘯發生後全國範圍內群眾自發的慈善捐贈活動等。

公眾參與程度的提高與政府在一些公共決策上透明度提高、鼓勵公眾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舉措有關，也與公共參與平臺便捷、參與成本降低有關，通過手機短信、網際網路、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可以很容易地滿足人們的參與需求。民眾對“和諧社會”政策的響應，對“圓明園環境保護事件”的參與和在修改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時個人意見的表達，都表現出新的參與特點。

而民眾直接參與的主要政治活動是選舉，從上面所列的調查結果看，參加選舉是僅次於關注社區活動的參與形式，有44%的人認為應該參加。2005年社會意識調查中關於民眾對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的關注程度的調查結果基本上與這一比例接近：表示非常關注的被調查者佔2.6%，比較關注的佔36.6%，極少關注的佔45.6%，一點也不關注的佔14.4%，表示不清楚或不回答的佔0.8%。

如果把民眾的政治參與從組織形態上分為個體參與、多人參與、組織參與，從參與方式上分為接受資訊、表達觀點、交流溝通、施加影響的話，選舉應該屬於個體表達個人觀點和態度的政治參與形式。民眾參與選舉的積極性與個體可以施加影響的大小，以及選舉結果對個體産生的可能影響大小有關，農村村民委員會選舉中村民表現出很高的參與熱情。一項村民選舉心理研究把選舉行為分為“政見取向”和“非政見取向”兩部分，其中“政見取向”是選民對選舉制度意義的認識，“非政見取向”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村民選舉中的“政見取向”是由以下四個因素構成的：（1）反映選民對選舉制度在維護國家長遠利益、提高國家的國際聲望、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意義的認識；（2）反映選民在選舉制度改善民生狀況方面的意義的認識；（3）反映選民對選舉在維護和保障村民政治權利方面的意義的認識；（4）反映選民對選舉制度在村幹部監督方面的意義的認識。而“非政見取向”中的主要因素是“候選人身份”，“候選人德能”，選民家人、親屬、朋友等社會關係的意見。張鋒等：《農村選民選舉行為的結構特徵》，《應用心理學》2004年第4期。

總的來看，民眾政治參與的特點是以個體參與為主，多人參與和組織參與較少，參與的形式是以資訊的獲取和態度、觀點的表達為主，互動形式的參與較少。

2.社區參與

在參與內容的調查中，雖然傾向於社區參與的比例高於政治參與，但在社區參與上持積極主動態度的比例並不高。2005年社會意識調查結果顯示，表示應該積極參與的被調查者約佔36%，可以想見，在現實環境下的參與率會更低。

另一項調查顯示，表示非常願意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被調查者所佔比例為17%，表示比較願意參與的佔29%，二者合計佔46%。但在具體情境下，被調查對象的參與意願因事務性質的不同有較大差別，其中，與個體經濟利益相關的活動參與率最高，表示“非常願意”和“比較願意”的比例合計達到了87.2%，比如，自有住房者的參與率高於租房者的參與率；社會服務和文體活動的參與率接近，都比較低，在四成左右，而且年長、文化程度不高、居住年限較長的居民選擇參與相對較多；就目前現狀來看，成立業主委員會往往與業主維權活動相聯繫，而出任業主委員會委員與個人的基本權益有關，因此選擇參與的比例高於一般的社會服務和文化活動。王小章等：《城市居民的社區參與意願》，《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以往關於民眾社區參與的研究也發現，居民社區參與表現出的主要問題是社區意識淡薄、社區組織性不強、社區活動缺乏、社區管理水準低、社區歸屬感很弱等幾個方面。岑穎等：《城市居民社區意識調查》，《改革與戰略》2003年第8期。表現為關注多於參與。

在目前單位功能弱化，社區功能亟待加強的形勢下，社區建設需要更多民眾的參與，在社區建設中應該調動民眾社區參與的積極性，增加民眾社區參與的比例，激發民眾社區參與的動力，提高民眾社區參與的品質。

二社 會 焦 慮

心理學所講的社會焦慮一般是針對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自己的社會角色與社會行為無法滿足預定的期待目標時所産生的內心不安，而本文所指的社會焦慮則是指民眾對於目前社會現實下個體某些需求不能滿足而表現出的共同焦慮。應該説，社會焦慮很多，以下討論的是較為突出的風險焦慮和公平焦慮。

（一）風險焦慮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有各種危險的經歷，但是許多人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風險。對於民眾來説，風險的焦慮主要是來自風險環境，來自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壓力和威脅。

國家統計局2003年和2004年的安全感調查顯示，社會風氣、社會治安、就業失業、教育和腐敗問題是民眾最為關心的問題。

從2004年11月開始，中國社會調查所對全國部分省市2000位公眾進行了公眾滿意度調查，在涉及安全方面的題目中，回答非常滿意的比例都很低，回答“滿意”和“非常滿意”的人所佔比例兩項合計超過20%的題目僅有財産安全。

這樣的調查結果本身會受到題目選項的限制，不一定能顯示出人們對於來自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中全部風險因素的反應，但人們對於生活現狀較低的滿意度説明公眾有較高的風險焦慮，對於人身財産安全、失業、生態環境破壞、生活保障等風險的焦慮。

目前的安全感調查更多地關注社會秩序角度的安全感，2003和2004年國家統計局的安全感調查顯示公眾社會安全感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刑事犯罪和公共秩序混亂，選擇這兩個選項的人所佔比例都在1/3左右。而事實上，公眾對於自身安全威脅的感受來自多方面，尤以與公眾日常生活最為密切的食品安全影響最大。

最近幾年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以往公眾關心的“食品衛生”問題轉化為讓人焦慮的“食品安全”問題，公眾深切地感受到了來自食品的風險。2005年《小康》雜誌社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中國飲食小康”的抽樣調查，其中有關飲食安全狀況的調查包括食品的污染程度、科技運用對食品的影響、主觀感受度等與食品安全相關的因素，該項滿分為100分，調查結果顯示，實際得分僅為49分。《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04年完成的關於食品安全的調查顯示，82%的公眾表示對食品安全問題感到擔心。2005年搜狐網和市場研究公司的消費安全調查顯示，有超過九成的消費者將因為産品安全危機事件而改變消費習慣。

心理學家霍妮曾經對焦慮和恐懼作過一個簡單的區分，她認為恐懼是一個人對自己不得不面對的危險做出的反應，而焦慮則可能是對想像中危險的反應。對於絕大多數民眾來説，正是那些不斷發生的惡性案件，不斷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使他們覺得似乎隨時都會遇到人身的傷害。正如社會學家盧曼所説的，現代社會中人們主要面對的不是自然界所引發的災難和不確定性引起的危險，而是人為原因所帶來的風險。隨著人類知識的增加，自然界的危險逐漸被人們所認識，人們逐漸學會了規避危險的環境和處境，對於環境的可控制性提高了安全感，降低了對風險的焦慮。與自然環境相比，社會環境更為複雜，這種不確定性使個體感到難以把握和控制。對於民眾來説，如何認識風險、如何面對風險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從社會的角度來説，一方面是如何降低風險，另一方面是消除民眾對於風險的過度的焦慮。

（二）公平焦慮

中國社會調查所在兩會期間分別在《中國經濟時報》與搜狐網上進行的民眾最為關注的社會問題的調查中，貧富差距都列在首位。在2004年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進行的社情民意調查中，市民把“貧富差距過大”列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首，而2000年“貧富差距過大”僅列在第5位，但從2001年躍升到第一位，以後一直保持這一位序。這顯示出貧富差距已經超越了人們可以接受的心理閾限。現在，許多對於貧富差距的討論已不再停留于經濟角度和宏觀政策角度，貧富差距已經被等同於社會的不公平。因此，在絕對的貧富差距完全難以消除的情況下，既要努力縮小貧富差距，也要關注貧富差距擴大所延伸出的公平焦慮問題。

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顯示，“貧富差距過大”與“腐敗”、“食品安全”、“社會治安”和“就業”等問題一道被市民選為“目前需要集中大力量解決的問題”。同時，“貧富差距過大”問題還與“腐敗”、“物價上漲”、“住房”和“社會治安”等問題一道被市民認為是“對市民情緒影響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貧富差距擴大會造成強烈的社會情緒呢？這與人們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感知和理解有關。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調查發現，76%的被訪者認為差距比前幾年更大了，12.9%的人認為差距與以前一樣，只有3.5%的人認為差距縮小了，還有7.6%的人回答不知道。對於一般民眾來説，貧富差距更多不是來自統計數據的結論，也不是看基尼系數，而是來自一些感性的認知，常常難以做到客觀地評價貧富差距。這就造成許多人把貧富差距與腐敗、非法致富聯繫起來。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顯示，民眾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歸因方式是影響公平焦慮的重要原因。該調查還顯示，民眾更傾向於對貧富差距擴大進行外在的、社會方面的歸因，只有很少的人作個體內在的歸因。被調查者中只有12.2%的人將貧富差距歸因于個人能力，8.1%的人歸因于家庭背景，其餘的每人平均歸因于腐敗、行業差距等社會原因。

對於貧富差距擴大的感知是與個體所處的貧富兩極之間的位置有關的，這種位置的確定也基於自我判斷。自我判斷越是靠近“貧”的一端，個體體會的貧富差距會越強烈。而當人們把貧富差距歸因于社會時，自認為“貧困”的人們會感到無力改變貧富差距的現實，認為個人奮鬥會是無效的，但又不甘心這樣的局面，內心就容易産生不公平焦慮。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也説明瞭這一點，不同階層的被調查者對於社會問題的排序是不同的，中上階層對最嚴重的五個社會問題的排列順序是腐敗、貧富差距、社會治安、食品安全和物價上漲，最低階層的排序是貧富差距、物價上漲、腐敗、就業和住房。調查中的階層是被調查者自我認定的。被調查者自認為屬於最高階層的比例為0.5%，屬於中上階層的佔2.3%，屬於中等階層的佔25.1%，屬於中下階層的佔34.4%，屬於最低階層的佔27.%，回答不知道的佔10.6%。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産生不公平感的心理機制是社會比較，也就是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行為評價不是投入和産出的經濟學比較，並不因為自己的回報多於自己的付出就會有滿意感或公平感，而是要把自己的付出和回報與他人的付出和回報做比較，只有他認為自己的投入産出比與他人的投入産出比相當時，他才會覺得是公平的。而個體選擇的比較對像是帶有很強的個性色彩的。一般來説，個體會選擇與自己各方麵條件接近的人作為比較對象，這樣得到的結果是比較客觀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做這樣的相似比較，有的人習慣於做向上的比較，有的人習慣於做向下的比較。習慣於向下比較的人屬於知足常樂的人，而習慣於向上比較的人感受到的是消極的情緒體驗。而當那些進行相似比較的人發現自己的投入産出比小于他人時就會有“相對剝奪感”，感到不公平。社會流動和階層分化提供了大量讓人們比較的情境，競爭不斷加劇的社會也讓人不斷産生向上比較的壓力，體會到不公平焦慮的人也就會越來越多。

焦慮對於個體來説是一種心理信號，就像疼痛是身體不適的信號一樣，同樣，社會性焦慮是一種社會性信號，是對社會問題的警示。

三社會行為傾向

這裡的社會行為傾向並不是指對表現出來的行為的分析，而是指民眾行為的可能表現，是行為的預備狀態。

（一）社會應對策略

人生活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下，難免會遇到各種社會問題和挫折，面對問題時的應對會表現出不同的模式。中國調查網的社會意識調查設計了兩種情境，了解被調查者個人在面對社會性問題時可能採取的反應策略。設計的問題是，如果有一項全國性或地方性政策正在討論出臺，而這項政策會使被調查者的利益受到損失，那麼，被調查者會採取什麼方式來應對以影響決策。結果顯示，對於全國性政策和地方性政策，應對人數和方式都是不同的，全國政策的應對者比例低於地方政策的應對者比例，分別是26.8%和31.4%。

在應對方式上，對於全國性政策，被調查者選擇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工會或行業協會、給領導寫信、通過律師、通過法院、與領導或媒體接觸等；對於地方性政策，被調查者的第一位選擇還是通過工會或行業協會，其他選擇依次是與領導或媒體接觸、通過律師、通過黨組織、給領導寫信、通過法院，與全國性政策情境下的應對方式相同，只是次序略有不同。但在不同的政策下，應對方式選擇的比例不同，地方性政策的選擇比例普遍高於全國性政策，但在影響全國性政策上選擇通過律師、給領導寫信、通過法院、僅僅是抱怨、直接行動和與政府官員直接接觸的比例高於影響地方性政策。

從應對方式的特點看，應對方式選擇是以單向傳達資訊為主，有不少人願意採取互動的、施加影響的方式，如通過律師、法院解決問題，但也有比較少的人表示要採取直接行動；在應對特點上，採取組織性應對策略的比例較高，在組織形式上，首選的是行業組織，其次是黨組織和行政組織，而採取自發民間組織的比例較低。其他調查也有類似結果，一項對黑龍江省五個城市下崗職工的調查發現，被調查的下崗職工中約有21.1%的人認為社會“很不公平”，有52.9%的人認為“不太公平”。但當被問到“如果你的同事或鄰居為了某些比較特殊的事情邀請你參加集體陳情時，你的態度是什麼”的時候，受訪下崗職工中有18.3%的人表示“會參加”，32.8%的人表示“只表示同情而不參加”，有18.1%的人表示“旁觀”，有19.2%的人表示會“勸阻”，另有11.6%的人“不知道”自己會怎麼辦。吳丹梅：《黑龍江省五城市下崗職工調查及社會支援政策》，《邊疆經濟與文化》2005年第1期。

另一項在新疆、重慶、四川、內蒙古、陜西、甘肅、雲南、貴州、寧夏進行的關於民眾對於社會問題應對策略的問卷調查，研究了民眾在面對經濟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老百姓收入的提高、産業工人下崗、下崗再就業、民族交往中的矛盾與衝突、進城民工的權益保障、“三農”問題、領導幹部腐敗等主要問題時所採取的應對策略。通過因素分析抽取的四個因子的得分把民眾對社會問題的應對策略分為四種類型：（1）個人積極應對和社會積極應對行為為主，而消極應對的水準極低，“積極應對型”的人佔被調查人數的34.11%；（2）社會消極應對行為極為突出，同時伴隨著個人的消極行為應對的“社會消極應對型”，佔全部人數的3.72%；（3）個人消極應對方式突出的“個人消極應對型”，佔全部人數的13.48%；（4）各種應對行為得分均較低的“無作為型”，佔全部人數的48.68%。趙玉芳、張慶林：《西部民眾對西部大開發中社會問題應對策略的研究》，《心理科學》2005年第3期。

（二）消費行為中的民族情緒

經濟全球化使得國內市場逐漸與國際市場同步，人們的消費行為也表現出許多全球性特徵。但是，近年來人們的消費行為中出現了明顯的民族情緒，這是值得關注的一種社會心態。

人們的消費行為首先應該是滿足個體消費需求的，一般來説，産品的品牌、品質、價格是首先考慮的因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人們的消費行為越來越多地受到品牌知名度的影響，在一些科技含量較高的産品上，中國品牌與一些國際著名品牌相比還存在差距，因此，人們在選擇産品的時候會青睞一些知名度高的品牌。而且隨著中國市場逐步開放的程度，國際品牌的影響力越來越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傳媒調查中心於2003年進行的媒體報道與企業形象調查顯示，最著名的五個品牌是海爾、新力、寶馬、賓士和可口可樂。在列于前20位的品牌中屬於中國的只有海爾與聯想，美國和日本各有6個，德國4個，南韓1個，芬蘭1個。

雖然這些品牌的知名度較高，人們對其産品性能的評價較高，但它們並不一定是人們消費時的首選，因為人們的消費行為是在權衡了同類産品的各方面特點之後做出的。人們在做消費決定時，有時會首先排除一些同類的産品，排除的標準則因人而異。近年來，相當數量的消費者會把日本品牌作為一個排除對象，這一點在網際網路上的一些網路論壇中表現得非常明顯，許多討論汽車、電器、IT、數位産品的論壇都表現出強烈的排斥日貨的情緒。而這些情緒與這些年日本篡改教科書、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釣魚島問題等政治事件有關。與這種情緒相關，這些年發生了一系列因産品問題或廣告引發的事件，如“東芝筆電風波”、“三菱帕傑羅事件”、“豐田霸道廣告事件”等，這些事件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情緒。而與此相對照的是南韓産品這幾年大舉進入中國，三星、現代等品牌在手機、汽車消費品市場上獲得了中國消費者的很大認同，南韓影視作品、服裝、飲食受到中國人的極大歡迎，這種現象或多或少與南韓在對日態度上與中國比較一致有關。

零點調查公司2005年7月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進行的中日韓關係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假定日韓産品的性價比相同的情況下，明確表示不買南韓産品和日本産品的被調查者所佔比例分別為14%和22.2%，表示不太可能購買南韓和日本産品的人分別佔16.6%和17.9%，明確表示肯定會購買的人分別佔9%和7.1%，表示購買可能性較大的人分別佔11.7%和11.2%，顯示出被調查者購買日本産品的意願明顯低於購買南韓産品的意願。

日本産品進入中國要比南韓産品早得多，數量更大，品種更多，但實際消費情況的調查卻顯示，除了家用電器和汽車外，被調查者消費南韓産品的人數多於消費日本産品的人數。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傳媒調查中心的調查發現，被調查者對於日本産品的評價較高，汽車、化粧品和電腦三種産品的評價是設計好、感覺高檔、技術水準高和品質好。既然人們對日本産品評價很高，認為其品牌知名度很大，但為什麼購買意願比較低，甚至成為一些人首先排除的對象呢？可能其中還會有價格等因素，但民族情緒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零點調查公司的數據顯示，表示很討厭和比較討厭日本的被調查者所佔比例分別是29.3%和40%，合計為69.3%，而表示很討厭和比較討厭南韓的人所佔比例分別為0.3%和5.7%，合計為6%；表示很喜歡和比較喜歡日本的人所佔比例分別為2.8%和21.5%，合計為24.3%，而表示很喜歡和比較喜歡南韓的人所佔比例分別為12.6%和68.3%，合計為80.9%。

可以説，在中國消費者的消費傾向中，確實存在著一定的民族情緒。儘管調查所顯示的消費意願並不能等同於消費行為，消費中的這種民族情緒也可能在面臨消費抉擇時讓位於産品特性和其他因素，但是，這並不是説消費中的這種感性因素是可以永遠與消費理性相分離的。至少目前這種現象顯示了人們消費行為中內心的矛盾，只要人們有機會就會擺脫這種矛盾的心理。從現在“政冷經熱”的中日關係，以及日本産品在許多領域很高的佔有率來看，似乎並沒有顯示出這種民族情緒的影響力。但人們對南韓機械、電子産品迅速的接受和對文化産品的追捧，也是人們要擺脫矛盾心理的一種替代性選擇。

應該説，消費中的民族情緒是普遍存在的，海爾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第一品牌，也一定包含了民族情緒在內，國內企業應該清楚地看到這種有利的影響因素，做海爾那樣的讓民眾消費行為的感性和理性不再矛盾的企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王俊秀）

中國網 2006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