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紅十字運動是１９世紀６０年代興起的，本意是不加歧視地救護戰地傷員，後來擴展為“以改善最易受損害群體境況為目標”。該運動以弘揚人道主義為宗旨，所表現的是一種休戚與共的精神及救助人間苦難的具體努力。
而按照紅十字運動的精神，人道工作是困難的，而施行人道工作最大的障礙是自私、冷漠和灰心。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６日清晨，一輛藍白相間的警車悄悄駛到了張家口市紅十字會辦公大樓的旁邊，車裏是張家口市檢察院的檢察人員。８時剛過，一輛“２１３”越野車開到樓前，一名身高約１ ７９米、留著大分頭、眼戴大墨鏡、手夾公文包的中年人，從車上跳下，急匆匆地進了辦公樓。
“他就是張家口市紅十字會秘書長崔建國！”檢察人員一使眼色，跟了進去。
“崔建國出事了！”這個消息一下子在張家口傳開了。
失實的舉報信牽出一條“大魚”
崔建國的事跟三年前著名的張北地震有關。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０日，張家口的張北、尚義等縣發生６ ２級強烈地震。地震造成的人員傷亡並不大，但由於正值寒冬，數萬人因房屋倒塌無處棲身，同時春節又即將來臨，因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全國範圍內的捐贈熱潮一波高過一波。
到了今年４月，張家口市檢察院反貪局收到一封舉報信，信中反映一家木材公司領導合夥賣掉１００立方米的抗震救災木材，並私分５萬元木材款。
檢察機關的調查結果卻並非如此：１９９８年地震發生後，外地給紅十字會運來一批救災木材，公司領導聽説是救災物品，當即決定免費為其保存。誰知這一放就是三年，無人過問，眼看木材被風吹雨淋快要腐爛了，就集體決定將其變賣，賣得的５萬元上交公司賬戶，等日後有人取木材時付給現金。但至今無人領取，領導反而背上“變賣、私分救災物品”的罪名。
檢察人員於是有了新的疑問：張家口市紅十字會明知道抗震救災木材放在了該公司，為什麼這麼長時間不派人運走？是工作忙、人手不夠，還是另有問題？
檢察人員在張北縣發現，災區建房的木材是另購的，使用的門窗很大部分都是張北縣三家校辦工廠承做的。三家工廠的賬目顯示，他們在承攬張家口市紅十字會為災區訂做門窗的活兒中，存在著少收錢、多開發票的嚴重問題。工廠負責人承認，這差價中的３萬元作為好處費給了紅十字會的一位領導。
這位領導就是崔建國。
通過初查，檢察機關發現崔建國還存在其他嚴重受賄問題，決定對其採取強制措施，於是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崔建國被刑事拘留，５月１６日被張家口市檢察院依法逮捕。
“脫貧致富”之道
崔建國原來在一家醫院當藥劑師，多次被評為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１９８８年張家口市成立紅十字會，他調離醫院，很快升為紅十字會辦公室副主任，１９９２年由副轉正，１９９６年出任秘書長，負責紅十字會實際工作。
在紅十字會呆了１０年有餘，崔建國很清楚這個有良好聲譽的社會救助團體的精神、要求和職責。
據當地人説，崔建國以前是一個好交朋友、辦事效率比較高的幹部，還曾自費救助過三名殘疾兒童。張北地震剛發生，他也曾全身心地投入到抗震救災中。他自己也説，活了這麼多年，最得意的事就是抗震救災，因為遇到突發事情最能體現出一個人的價值。
但是，當巨大的誘惑擺在面前時，崔建國把持不住了。
１９９８年初春，災區人民開始重建家園，幾千萬元救災款出現在崔建國面前。作為市紅十字會的實際負責人，崔建國手中一下子掌握了很多項目的發放權。
這時，張北縣一家校辦廠的業務員敲開崔建國辦公室的門：“崔秘書長，人們都説你掌有基建大權，我們想攬點門窗生意，你看在朋友的份兒上，一定照顧照顧。”接下來，一個客套，一個硬塞，崔建國收下了１萬元錢。
崔建國同大多數腐敗者一樣，“第一次”總是忐忑不安，他開始時把錢放在辦公室，遲遲不敢動。可時間一長沒見什麼動靜，他的膽子就大了。私欲一旦打開閘門便很難阻擋。
崔建國後來説，一想到自己不足６０平方米的住房，一想到每天蹬著自行車氣喘吁吁地上下班，一想到手上的那點工資不能夠隨意進飯店吃頓像樣的飯，他就急迫地要“脫貧致富”。
這時，災民的苦難和紅十字工作人員無私援助的神聖職責已被他拋到腦後。
崔建國充分地把“權”兌換成了“錢”，這段時間裏他又收受了７家廠子送來的好處費，共計５３０００元。
崔建國也有些擔心：今天這人送八千，明天那人送一萬，牽扯的人太多，容易出事，怎麼辦呢？他很“聰明”地發明瞭一種“代理制”，即把工程集中起來交給一個人去聯繫，這樣目標小，好處費有保障，一舉兩得。
這樣的機會，終於讓他等到了。１９９８年４月的一天晚上，崔建國接待了在某稅務局工作的橋牌好友陳某，陳提出要給紅十字會“攬活”。不一會兒，陳某叫來了個體戶李某。李的方法是：他當中間人，幫崔建國聯繫單位做活兒，掙了錢，大家分。
崔建國一聽，正中下懷。
事過一個月，災區重建項目批了下來，崔、陳、李三人聚在一起，一邊看著重建計劃，一邊商量著如何從中牟利。
崔建國放著各地捐助的木材不用（舉報信曾提到的問題），偏要用現金採購，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李和陳先後找了６家企業，準備大量採購磚、瓦、水泥、白灰等災民急需的建房用料。在利益面前，崔建國把規則拋到了腦後。
李某採取壓低單價、提高運費、多開發票等手段，通過向６家企業採購，凈賺２７萬元。其後，李分給崔１１萬元、陳７ ５萬元，自己留下８ ５萬元。
這時，一個姓林的個體木材經銷商主動找到了崔建國，懇求崔給點活兒幹。崔一看不是熟人，不肯。林又找到一位姓趙的公務員，趙通過關係找到一名副科級幹部陳某。陳又找到了市防疫站負責人梁某。梁和崔曾經同屬衛生系統，關係不錯。這樣，經過官場上的三傳兩遞，這些人坐到了一起，都有好處，林某順利攬到了為災區建房供應椽子的活兒。
幾筆買賣做下來，林某不僅銷掉了積壓多年的木材，還凈賺了２８ ４萬元。按“貢獻”大小分紅，崔建國所得最多，拿到了８萬元。
從表面上看，崔建國收的好處費是從“攬活”的人的腰包裏掏出來的，但實際上這些人抬高了救災物品的價格，增加了救災款的支出。因此崔建國拿的是飽含捐助者深情厚意的救災款，拿的是災民重建家園的救命錢。
據初步查證，崔建國僅讓“朋友們”攬活一項，就使紅十字會白白流失人民幣６０ ７萬元，其中，崔收受的錢財達２４ ３萬元。
從“貝”到“肉”
腰包鼓了後，崔建國首先買了一套９０平方米的住房，並進行了豪華裝修。當他搬入三室一廳的新房時，災區重建還沒有完成，近萬戶人家還住在夏熱冬寒的簡易棚裏。
紅十字會賬上有了救災款之後，崔建國就很少回家吃飯了。案發後，檢察人員從他皮包裏搜出的還未報銷的餐費發票近２萬元，這筆費用是他在案發前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裏花掉的。
一位評論者説，一個人窮的時候，腐敗重在“敗”的偏旁“貝”；後來通過不正當手段富了，腐敗的重心就會轉向“腐”的偏旁“肉”。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貪官有錢後往往就會同女人牽扯在一起。
崔建國也未能“免俗”。從認識個體戶李某開始，李為了從他那裏攬到生意，隔三岔五就領他進歌廳找小姐。不到一年時間，李請他吃飯、洗澡、找小姐就花去２ ４萬元。有時崔建國看見李某領自己去的次數少了，就主動出擊。
檢察人員從他辦公室裏搜查出一張年輕姑娘的照片，他後來不得不交待自己和一家歌廳的一位姓劉的小姐有染。與此同時，檢察人員還從他的辦公室裏搜出了很多張黃色光碟和淫穢圖片。
崔建國的業餘愛好很多，外出遊玩便是其一。一次，他為了去西安旅遊，借送上西北某大學的兒子之名，讓個體戶李某專門租了一輛桑塔納轎車，一路遊玩，一路吃喝，短短時間花去了１ ６萬元。
崔建國每收到一筆錢，總要千叮嚀、萬囑咐，要對方嚴守秘密。他很清楚利用抗震救災發國難財會有什麼後果。這時，他患上了“貪官綜合症”，除了一聽見警笛聲心裏就“咯噔”一下外，還莫名其妙地患上了糖尿病，同時夜裏經常性地開始失眠。
“第二個崔建國”會出現嗎
“叔叔、阿姨：這是我們幾個同學用省下的早點錢湊的１９ ８元，我們知道這點錢給災區辦不了多少事，就給災民買包速食麵，表達一下我們少先隊員的一點心意……”
這是幾個小朋友當時寫給災區的信，很多人看了都掉下了眼淚。
崔建國案的涉案金額不算很大，但是性質卻是異常惡劣。他的手伸向了最不應該碰的善款，他的舉動背叛了千千萬萬為災區無私奉獻者的心願。
紅十字運動的一個原則就是“志願服務”，即對他人提供無私的援助，對救災財物則嚴禁侵佔挪用。隨著紅十字組織募捐、分發財物的數額越來越大，這方面的要求也越來越嚴。實際上崔建國雖然面對著數千百萬元的救災款，但要動用必須層層申報、審批、審計，這方面他沒有空子可鑽。
但是崔建國卻利用了一點，他雖然無權動用，但卻有權決定批下來的錢花在什麼人的身上，於是權錢交易就發生了。
這充分印證了阿克頓勳爵的那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我們注意到，在今年２月２４日開始實施的《中國紅十字會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救助規則》中，對救災物的採購、分發進行了規範，其中特別提到“救助物資的採購分發計劃應由二人以上專人負責（不包括主管領導）”，也就是説，今後決定向誰採購不是一人説了算，權力分散了。
有關人士指出，對權力導致的腐敗，最好的治理措施就是制衡權力、分解權力。做好救助活動，不僅需要有無私的奉獻，還需要一套完善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杜絕第二個崔建國的出現。
《南方週末》 2001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