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俊的中國小夥兒，一位勤奮的留學生，黎明前送報，電梯裏扶了一把成心倒向他肩頭的日本女人，一場麻煩便死死地纏在他身上——

    電梯裏遭遇“碰瓷女”

    誰能想到，性騷擾上有專以“碰瓷兒”為業的女人？中國留學生張曉冬不幸遇上一個，地點在日本福岡。

    8月9日，記者越洋電話打到福岡時，張曉冬正在艱難地啃著陌生的日本法律，“強制猥褻”的指控，山一般壓在他頭上，孤軍苦戰，他説他必須要推翻這座大山，否則難雪奇恥大辱，所有夢想也將毀滅於此。

    張曉冬，天津人，26歲，1998年10月留學于日本。

    出國前他曾在天津理工學院讀書，學的是科技英語。但他欣賞日本，認為日本科技發達，社會文明，特別是這個民族，在戰敗後短短數十年就能發展成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其中有許多東西值得學習。所以他畢業後不顧父母及親朋好友的反對，執意前往日本，並且改學工科，考進日本福岡電腦教育學院。

    張曉冬喜歡日本，就連他的妹妹張曉梅，一個英語託福考試過關，而且學過法語和德語的學生，也被他動員到日本留學。

    張曉冬學習非常刻苦，在日本成績常是系裏第一名。張曉冬活得很累。他家不富裕，父母是一般幹部，送他出國230萬日元的費用耗盡家中所有積蓄，張曉冬必須靠打工支付自己每年60萬日元的學費和生活中的各種開銷。妹妹不懂日語，她必須要在8個月內拿下日語，才能參加今年的日本高考。她的學費154萬日元自然也要由他來掙。

    於是，張曉冬每天早上４：００至６：００，為《每日新聞》送報；晚飯之後，去空港超市上班，他還要給不會下廚的妹妹做飯。

    去年11月3日清晨４：００，張曉冬像往常一樣去送報。在日本，送報被視為低等的打工，張曉冬卻喜歡這工作，一是不耽誤白天的學習；二是可以鍛鍊身體；三是送報不用動腦，他可以背著單詞去幹活。

    ４：５０分，張曉冬騎車到福岡市博多區天代新博多住宅樓三幢門口。此樓14層，每層12戶，電梯居中，兩側是長筒式的樓道。那天廣告特別多，報紙很沉，一次拿不了，他只好分作兩撥送。

    就在他從車上拿報時，不遠處突然傳來很大的説話聲。循聲望去，一位年近40的胖女人，濃粧艷抹，一雙金光閃閃的高跟鞋，一身怪模怪樣的服裝及髮型，正在和送她回來的司機告別。

    兩人同時奔向電梯。走近時張曉冬才知她是喝多了酒，難怪她走路時有些搖晃。那女人搶在前面，連按幾下，按不開電梯的門。張曉冬代勞，按一下，門開了，那女人一步邁進去，堵在門口就要關門，張曉冬趕緊跟進去。

    電梯動了，女人盯著張曉冬。張曉冬文質彬彬，身高１．７６米，長得十分周正。女人開口問：“多大了？”張曉冬回答：“25歲。”女人又説一句，是方言，張曉冬聽不清，但那一臉奇怪的笑，嚇了他一跳，他立刻掏出了小詞典，用查單詞逃避眼前的尷尬。日本民用電梯空間窄小，兩人面衝門口並肩站著，女人的頭莫名其妙地靠向張曉冬的肩膀。張曉冬以為她是醉了，怕她摔倒，同時也怕有失體統，用手扶住她的胳膊，把她慢慢地頂了回去。

    紅燈閃到5樓，女人下了電梯。張曉冬隨後從６樓起，向下順著樓梯逐層分發報紙。５樓502、507室是《每日新聞》的訂戶。張曉冬下到5樓，發現那女人沒回家，仍在樓道裏打手機。張曉冬有了教訓，走過時儘量離開她。女人説了一句方言，大概是“去玩”的意思，張曉冬不知她是衝他、還是衝著手機講話，低頭不語。等他給502、507室送完報紙重新回到電梯的位置時，那個女人突然領來一個中學生似的男孩兒（事後得知是她的兒子），不由分説上來就看張曉冬手中的報紙，“啊，是《每日新聞》！”張曉冬看那女人的表情興奮得像是突然中了一個大獎，並且再三地叮囑男孩兒説：“記住啦？一定要記住喲！”把那男孩兒嚇得接連地倒退。張曉冬覺得奇怪，但未多想，徑自向４樓走去。

    ６：３０，張曉冬送完報紙回到報社。

    負責發行的日本人三原功突然問他：“你今天遇到了什麼人？”

    張曉冬説：“一個喝醉的女人。”

    “你對她是否有過非禮的動作？”三原功又問。張曉冬説：“沒有，絕對沒有！”

    平時，三原功知道這小夥子很老實，但沒辦法，只得提醒他説：“她已經把你給告了，説你摸她的胸部。現在沒事，你先回家。”

    張曉冬騎車回家，心想“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他太年輕，不知日本社會的複雜性，不知眼前已有一個陷阱。

    失落與恐懼抓住了他

    早上７：００，張曉冬剛到家，報社打來電話説：“請來一趟，警察找你。”

    張曉冬重回報社，一位便衣警察在等他問話。他以為事情很簡單，三言兩語便可説清，豈料警察卻説：“請跟我們走一趟。”

    發行所長三原功陪張曉冬去了博多警察署。到那之後，三原功向警方力陳張曉冬平時為人之忠厚，學習之勤奮，然後又勸張曉冬説話要實事求是，相信不會有什麼問題。

    不久，三原功走了，張曉冬被扣在警署。整整一上午，無人理睬張曉冬，困得他直瞌睡。中午１２：００，一群警察突然出現在張曉冬面前，為首的一個手執一紙公文，宣佈了對張曉冬執行“留置”，也就是“拘留”的決定。張曉冬頓時蒙了。片刻，一位台灣人走來，安慰他説：“你雖然被拘留，但只是被懷疑。”

    很快，張曉冬被押進稱之為“留置所”的拘留所，就像是一隻羔羊突然掉進陷阱一樣。他氣得發瘋，心想那女人何以如此歹毒，若説是性騷擾，也是她騷擾了他，為什麼要陷害他？又想貌似精明的日本警察何以如此糊塗，不做調查，僅憑一面之詞就抓人？同時他又非常害怕，怕妹妹沒人管，怕國內的父母急出了病，怕學校斷了自己的學業。身在異國，沒錢，沒靠山，張曉冬知道是掉進了陷阱，誰能營救自己？失落與恐懼，緊緊抓住了他。

    審案的警察名叫牛島謙二，態度非常粗野。一次錄取口供，張曉冬細述女人騷擾自己的事實，牛島謙二問：“她向你倒來的時候，難道你沒有預感？”張曉冬説：“沒有。”牛島謙二突然發火説：“那你們中國人是混蛋！”張曉冬一愣，當即反問：“什麼？你説中國人什麼？”聲音之大，令所有在場的人側目。牛島謙二趕緊岔開了話題。事後，張曉冬向自己的律師提出抗議，律師勸他説這裡警察許多沒有上過大學，素質較低，他將向警署提出“抗告”。

    事實上，這絕非僅是素質問題，而是一種民族歧視，隨後發生的事件，更能證明這一因素的存在。例如警察們想都不想，一個送報的人，是否會在自己天天都要出現的地點作案？一個在生活上苦苦掙扎的外國留學生，是否再敢自找麻煩？警察們只憑一位日本女人的“指控”，就激起了“本國女人豈容外族欺辱”的民族情感，於是就不肯放過張曉冬。日本社會確實存在著比較嚴重的性騷擾現象，犯事者若是日本人，情節較輕者一般是罰款了事；若是美國大兵，乾脆裝聾作啞。如今碰上張曉冬，警察們卻要把文章做大。他們把張曉冬帶到檢察院，三言兩語便讓檢察官同意了延長對張曉冬的“勾留”。在日本，“勾留”10天為一期。張曉冬被警察們一次次押往檢察院，檢察官的態度和警察一樣，“女人怎會誣陷你？難道她想犯罪？”如此推理，“勾留期”一次次地被延長。

    事情發生在清晨，雙方皆無有力的證據和證人，如何結案？警察對張曉冬説：“你承認吧，罰5萬日元了事。”張曉冬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他想：名譽重於泰山，父母從小培育自己，難道要給他們背一個“流氓性騷擾”的罪名回去？

    就連同室的兩個嫌疑犯，西村秋人和島田也對張曉冬説：“不能承認啊，你要對得起自己。那女人明顯的是要敲詐你，相信檢察官不會起訴。即使起訴了，也未必是壞事。你若這樣出去，她會繼續敲詐你。起訴之後，法庭若是判你無罪，不僅國家要給賠償，那女人也別想再打你的主意。”

    這時，又有資訊傳到《每日新聞》社，説指控張曉冬的女人以前就曾敲詐過其他男人，她在福岡最繁華的街上開有店舖，是個“媽媽桑”，其丈夫和父親沾有黑社會的背景。

    張曉冬從律師處得知那胖女人曾敲詐過別人的消息後，立即報告檢察官，以回答他們“女人為什麼要誣陷你”的問題。豈料時隔不久，張曉冬還是被推上了法庭。

    陷阱裏還有另一個陷阱

    警察抓了張曉冬，嚇壞了妹妹張曉梅。

    兄妹倆兒第一次見面，曉梅嚇得直哭。張曉冬叮囑她，千萬不要影響學習，千萬別讓父母知道，二老身體欠佳，別讓他們擔驚受怕。

    張曉梅開始組織營救。《每日新聞》社同情張曉冬，主動提出幫助找律師，並且支付一定數額的律師費。請來的律師張口就要160萬日元，判決前後各付一半，而且提出要用350萬日元，才能辦成保釋的手續。張曉梅蒙了，別説是什麼日本的法律和律師的行情，她連日本話還都説不利索，350萬日元的保釋金，到哪去找？這時，遠在天津的父母覺察到兒子出了問題。

    去年12月28日，老兩口兒突然醒悟到一個月來電話那頭總是女兒一人在家。張曉梅搪塞不住，推説哥哥生病住院治療，並説哥哥需要手術費350萬日元。老兩口兒一聽焦急萬狀，到處借錢。工作在中國的一位日本朋友奇怪：即使是大手術，100萬日元足夠，何需350萬日元？張曉冬的父親立即質問女兒：“到底是怎麼回事？”張曉梅只好倒出了實情。其父一聽怒不可遏，他了解兒子，深知兒子肯定是受到了冤枉。

    老兩口兒四處張羅著借錢。仍是在華的日本朋友提醒他們，説：“此類案件，保釋金不多，當心有詐。”老兩口兒迅速電告女兒。而此時，拘置所（即看守所）中的張曉冬也意識到律師有問題。像他這樣的小案件，律師的費用一般是30萬日元，官司打完之後，若是結果令人滿意，作為獎勵，可以再給30萬日元，也可不給。而他的律師張口先要80萬日元，結案之後還要再要80萬日元，並説官司若是打贏了，政府依法支付的賠償金還要再給他一半。最令張曉冬氣憤的是，直到開庭的頭一天，律師的注意力仍是在不停地與他談價錢，而到開庭的時候他卻表現得蒼白無力，連對方一些明顯的漏洞他都沒有及時抓住，顯然是沒有準備。張曉冬萬沒有想到：在他掉進陷阱的時候，他自己的律師反在陷阱裏給他鋪設了一個更深的陷阱。

    為自己，更為中國人的聲譽

    許多人以為通過檢察院的調查，張曉冬不會被起訴。可惜結果張曉冬不僅被起訴，所被指控的罪名還是“強制猥褻”。

    所謂強制，意即使用了暴力。張曉冬奇怪，心想連那個女人都説不過是摸了一把胸部，檢察官為何卻要加重罪名？

    法院的法官大概是讀不懂檢察官公訴的案卷，開庭前特意找張曉冬問話。去往法院的路上，押送張曉冬的警察都説：“大概是法官認為這個罪名太重了。”種族歧視，連在法律的運用上都要有所表現。

    今年1月24日，法庭第一次開庭。按照行政訴訟的原則，此案的第一被告按説不應是張曉冬，而是案發時張曉冬正在為之服務的《每日新聞》社。但不知為什麼，法庭對此不聞不問。

    原告名叫高松。庭審中高松漏洞百齣，例如她在遭受侮辱後為何不去警署直接報案，而要先去報社了解了被告的底細之後再去報案？誰都清楚，一個初來乍到孤立無援的外國青年，既不了解日本的法律，也難以得到社會的同情，原告是否在有意利用這一點？可惜法官很少注意這些問題。以至張曉冬暗自猜想：假若自己不是一個外國人，不是一個以送報謀生的“報童”，法官的態度是否還會這樣？

    日本的審判制度是每月開庭一次。開庭6次，時間就耗過了半年。新請的律師向法官一次次地遞交保釋申請，明明是符合保釋的條件，但就是得不到批准，直到第4次（包括在留置所裏的一次）才辦妥了保釋的手續。

    7月12日上午，張曉冬出了拘置所，坐在車上就打電話：“爸爸，我出來了！”電話這頭兒，其父一聽失聲痛哭，良久不能説話。

    回到居所，張曉冬立即借來許多日文書籍，認真研究日本法律。學校的老師同情他，答應保留他的學籍，讓他明年4月開始重上。妹妹張曉梅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考出了連日本學生都難以達到的好成績，被九州藝術工業大學畫像設計係錄取。張曉冬開始全力以赴地對付那些敢於欺辱和歧視他的人。

    張曉冬瘦了，體重下降十幾公斤，半年多的“拘置”生活，他的精神及肉體都受到很大傷害。原定8月24日，將是此案一審判決的日子，但到記者採訪時，法院剛剛發來通知，説庭審仍將繼續，理由是法官發現原告的證詞存有問題———原告指控説非禮行為發生在上升的電梯裏，法官們實地測量，測得新博多住宅樓三幢的那部電梯，從一樓升至５樓的時間僅為26秒，在這短短的26秒中，一個並非是跟蹤而至，而且是背抱著大卷報紙的人，能否突然迸發出犯罪的念頭，並用武力迅速予以實施呢？法官要重審相關的問題。看來，連法官對其指控的真偽性都産生了懷疑。

    其實，只要查出一件原告曾經敲詐過別人的事實，原告一副被害者的偽裝就會被戳穿。遺憾的是張曉冬所請的日本律師，對這種費時費力的工作沒興趣，除非張曉冬繳納出更多的律師費。

    案發之後，日本《中文導報》，隨後天津的《每日新報》報道了這一消息。一些華人律師紛紛表示願為張曉冬提供各種法律援助，如曾在日本留學的南開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耀東和上海的律師範雲濤，正在日本工作的“在日中國律師協會”副會長裘索女律師等，都説願幫曉冬討清白。

    面對同胞們的支援，張曉冬非常感動。電話中他對記者説，他確實需要一個功夫過硬，並且是真心實意的好律師。但他也要痛報“一箭之仇”，親手參加對原告的反擊。他説他一定要打贏這場官司，為他自己，更為中國人的聲譽。

    《每日新報》 2001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