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潮陽市兩英鎮古溪村,是粵東平原一個普通的行政村。
1985年以前,全村耕地面積近二千畝。僅靠土地,村民的吃飯問題基本上可以解決。現全村人口超過8000人,但耕地面積僅剩下三百餘畝。許多村民陷入了為一日三餐發愁的境地。
面對賴以活命的土地快被賣光的境況,村民們找上級部門去請求停止非法賣地、清理村級財務、公佈歷年賣地款的收支情況、清查村幹部的收入來源,但村民的要求不僅沒有被接受,反而遭到刁難和打擊報復。筆者多次深入古溪村採訪,了解到如下的情況:
十多年非法賣地逾千畝
古溪村以華僑及港澳臺同胞多而聞名。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部分有海外關係的村民靠在外親友的資助走上了富裕之路,開始尋找投資渠道;很多華僑及港澳臺人士也開始回鄉置業。古溪村人多地少,富裕了的村民及華僑將投資眼光瞄向了土地買賣。於是,剛上任村支書不久的李錫河就抓住這一“機遇”,開始了土地“批發”及“零售”買賣。
古溪村大量賣地始於1987年。按當時的村情,村民每人只能分得15平方米的宅基地。也只有這規定面積的宅基地,才有土地管理部門發放的《土地使用證》。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五章第四十四條明確規定:建設佔用土地,涉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應當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第六十二條明確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
顯然,按土地法的上述規定,村民要超面積佔用土地建私宅,村裏要將成片成片的良田轉為非農業用地是很困難的。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國家的政策法規居然可以不顧。村民們向筆者出示了歷年來古溪村非法賣地的數據、照片、鉅額土地款白條式收據、歷年公糧提留單等證據資料。
1987年至1990年,古溪村賣地15畝給私人建商品樓90棟,每棟樓地皮價平均2.7萬元,獲土地款近240萬元。
1990年至1992年,古溪村賣地給人建商住樓20棟,每棟地皮價9萬元,得款180萬元。
1993年至1995年,古溪村以一個私宅建房基地540平方米售價12萬元的價格賣給僑屬(李 等人),這次賣地使150畝良田從此消失。
1995年下半年,古溪村賣地給村民李漢貞等人建樓60棟,每棟樓地皮價格2.8萬元。
1996年賣地80多畝建民宅。
1997年隨著土地銳減,價格也暴漲。這一年賣地100多畝給李鎮輝、李貞城、李振東等人建樓33棟,每棟樓地皮價格達26萬元。
1998年賣地給李宗明、李振貞、李寶華等人建樓30棟,每棟樓地皮價格24萬元,佔用耕地150多畝……
僅粗略統計,十多年間,古溪村非法賣地一千多畝,賣地款達數千萬元。
村民訴説賣地怪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屬國家或集體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只能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權,而沒有土地所有權,不能買賣土地。但在古溪村,土地生意火爆得出奇,折騰出諸多令人眼花繚亂的社會現實:
土地裝在李書記的口袋裏
村民説古溪村的土地好比裝在李書記的口袋裏,想賣給誰就賣給誰,而賣地每平方米的價格也是由李書記定,每平方米從五十多元到一百多元、二百多元不等。直至1995年,有的地段賣到每平方米600元。這裡既有地段不同、年代不同等原因,還有很大一個原因,是看買地者與李書記的私人關係。交情深的人在同樣地段可以不同的價格買地。
“伯爺神位”替代土地使用證
由於是未經土地管理部門批准的佔用耕地,買地者自然辦不到土地使用證。但李書記説“辦不辦證無所謂,只要我批了就行”。包括李書記在內的當地村民大都信佛,於是買地者在所買的地塊上插一個木匣子樣的“伯爺神位”,就表示這塊地已屬自己了。村民説“伯爺神位”比土地使用證管用,比土地使用證更讓人放心。
村幹部免費佔地
與“借”土地款
據曾在古溪村委會工作過的一工作人員透露,李錫河將大筆土地款用於私人公司運轉,為了安撫其他村幹部,就制訂了照顧其他村幹部的土政策。有兩條是這樣的:一是村幹部可免費得48平方米的土地,按古溪村的土地價格,48平方米可賣幾萬元;二是將賣地款“借”一部分給村幹部個人。如1994年,平均每個村幹部“借”款達二十萬元。至於什麼時候“還”,沒有説法。有一村幹部下臺後,李書記派人去找該幹部催還款,這位“前任幹部”理直氣壯地説:“又不是我一個人借款沒還,憑什麼要我還,大家還,我就還!”一句話將討款人頂了回去。
預售土地、預收土地款
走進古溪村,間或有幾塊零零碎碎的土地上種的是莊稼。村民説:這些土地實際上很多已經被預賣了,這是古溪村的“發明專利”。買地者已將土地款交給了李書記,只要李書記用手指哪片地歸你了,你就快交土地款。村民李松成將50萬元購地款交給李書記後,李書記許諾將環市東路中段南畔一塊地給他。什麼手續都沒辦,李松成有點不放心。李書記説:你去這塊地裏豎個“伯爺神位”,地就是你的了。
“李英德”白條收據收鉅款
在古溪村,賣地開出的收據從幾萬元、十幾萬元,甚至達幾十萬元、上百萬元的都有,但鮮有哪張收據上蓋有村委會的財務專用章,沒有哪一張是正式收款收據,全都是白條式收據,收據上只蓋有“李英德”字樣的一枚印戳。“李英德”何許人呢?原來此人是一年近七旬的老頭,村出納員。李英德可用白條和私人圖章收取鉅額土地款,是秉承李書記的旨意,他收款後再轉交李書記。怪不得村民總認為是李書記和李英德兩人在賣“自家”的地。
坐鎮深圳的“遙控書記”
村民説李錫河任支書17年,賣地款達數千萬元(也有近億元之説),但從沒有向村民公佈賣地收支狀況及村級財務收支情況,也沒有辦一家村辦企業。他個人倒是辦起了一家規模巨大的公司———“友和公司”,集工貿、房地産為一體,又在深圳註冊了一家房地産開發公司。因李書記長期坐鎮深圳經營自己的公司,一年到頭很少在古溪村,所以他又被村民稱為“遙控書記”。
難以承受的提留與攤派
古溪村多年來大規模賣地,但公糧及各類攤派款還是按原來的土地面積徵收,對交不起或有抵觸情緒不願交的村民,村裏採取關押、不讓其子女上學等辦法強行收繳,村民只能各自去找謀生的活路。古溪村有靠抓住機遇、憑自身的精明與闖勁興辦家庭工業致富的農民,也有靠國外親友支援而走上了小康之路的僑屬,但這些人畢竟只是少數。那些沒有技術、缺少資金或老弱病殘者則陷入極度貧困之中。因為賣地沒經土管部門批准,耕地面積還是按過去的計算,所以公糧及各類攤派款依然按以前的面積收繳。
筆者手上有一大把歷年村民交公糧提留款的通知單,是村裏用油印格式下發的。每年通知單的措詞都差不多同樣強硬和嚴厲。對完不成任務的村民,要“停辦一切手續”,“交司法部門處理”,“有子女在念幼兒園、中、小學的一律停課”等等。
村民李楚忠1988年3分地交公糧42斤,到1998年3分地公糧卻漲到了187斤。村民姚永元一家6口人,5分地,每年要交公糧280斤,村裏按每100斤公糧折款80元收現金(有的年份按90元現金收)計,要他交224元,另加教育附加費等費用228元,總計5分地就要交452元,相當於每畝地各類款項達到了904元。
如此高的公糧提留攤派,村民自然無法承受也不願交,但李書記自有高招。正如催款通知書寫的:一是停辦一切手續。所謂“手續”是指村民有時需到村委會開具的各類證明:如結婚證明、外出務工證明、辦準生證等;二是將“抗糧不交”者的孩子趕出學校,什麼時候交清了款項,什麼時候才能上學。
在一個冬天的早上,李書記用手機從深圳發出指示,家裏欠糧款的孩子們被齊齊趕出教室站在操場上,天真單純的孩子們怎麼也不明白,為什麼老師將他們趕出教室。一張張稚氣的、凍得通紅的臉佈滿疑惑與恐懼。老師們根據李書記從深圳電話傳來的指示對學生發話:“你們的家長沒完成公糧提留任務,決定停你們的課。回去對你們家長説,什麼時候交了款,什麼時候來上學……”膽小的孩子嚇得嗚嗚哭起來。許多村民提起那場面都忍不住掉淚。村民李楚忠由於帶頭陳情告狀,李書記以沒交公糧為名將他的兩個小孩趕出學校。雖然省有關部門多次發函、打電話,指出這是違反教育法的行為,應予改正,但李書記依然我行我素。
李氏豪宅
古溪村李書記家的住宅,總佔地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村民稱“李氏豪宅”。
李氏豪宅兩面臨街,呈曲尺型,樓高四層,墻體一色白細瓷磚貼墻,整個建築呈全封閉式,優質藍玻璃與銀灰色鋁合金門窗裝點得整個大樓熠熠生輝,富麗堂皇。建築設計集商業、工業、辦公及住宅于一體,整體豪宅按不同用途規劃設計,既連成一片又獨立分區。臨街一面是厚實考究的玻璃自動門,透過玻璃隱約可見裏面擺設著新穎別致的豪華傢具,整個大樓的窗口外幾乎都有空調。站在具有藝術造型的大柵欄門外望去,院門墻全是紅褐色大理石裝飾,上面鑲有出自書法家之手的鎦金大字,從大門外向裏可看到寬敞的院內佈置得花團錦簇,人工山石間流水潺潺。李氏豪宅有保安值班,戒備森嚴。面對這規模宏大、令人嘆為觀止的豪宅大院,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像。
這還遠不是李書記的全部資産。村民説,李書記的主要資産在深圳,一般人不知底細。李書記每年有四分之三時間坐鎮深圳,兩個兒子都在深圳讀貴族學校。在兩英鎮一處叫和義成橋頭的地方,李書記還有兩棟建築面積達400平方米的房産。此外,李書記還有大小汽車6輛,其中一輛淡綠色、型號為S320型的豪華“賓士”轎車,是李書記的專用座駕。
與李氏豪宅形成鮮明對比的一道風景則是該村村民的住宅,其中一些村民住宅低矮簡陋,陰暗潮濕,逼仄狹窄。李書記的豪宅以一種居高臨下的“雄姿”,傲視著這些“貧民窟”一樣的建築。
筆者走訪了許多農戶。由於這裡人多地少,一些大多建於六七十年代的磚瓦結構房,其前後左右的通道都很窄。寬處只能容納一輛架子車通過。在逼仄的巷道裏,磚瓦結構的房子門窗很小,再加上密度大,通風不暢,墻體都潮漬漬的,長滿暗綠色苔蘚。由於人多擁擠,垃圾與污水亂扔亂潑,四處裏瀰漫著腐味。但即使這樣簡陋的房子,也不是人人都有。很多家庭兄弟結婚分家後由於無房可住,有的搭蓋簡易棚屋棲身;有的租住別人的房子;有的幾兄弟擠在一棟房裏,一家只有一間房,做飯就在院內或屋檐下。
“刁民”、“村霸”孰是孰非
1999年5月,古溪村村民推舉李漢貞、李楚忠等15個代表陳情告狀,反映村支書李錫河十多年間不經土地管理部門批准,陸陸續續將村裏一千多畝良田賣給人建工廠、商鋪和住宅樓。同時還舉報村幹部貪污挪用、貪贓枉法等問題,希望上級有關部門認真調查,給他們一個説法。告狀者署下真實姓名,按有手印,並聲明願承擔一切責任。於是,兩英鎮政府派一個調查組來調查村民反映的問題。村民們氣憤地説:李錫河作為一個村支書,全部精力用於經營自家的産業,常年生活在燈紅酒綠的深圳特區,他根本就沒管過8000多男女老幼的死活,這樣的村支書為什麼上級就是要保著他?村民代表説:如果我們誣告了李錫河,誣告是有罪的,我們願承擔一切法律責任。我們不能忍受這樣互相推諉,拖著不辦。誰是誰非總要給我們一個説法吧?
村民總結李書記治理古溪村有三大法寶:一靠神仙菩薩保祐;二靠壯大家族勢力;三靠密切聯繫領導。
李錫河當村支書17年,村民陳情告狀不斷,但為什麼支書“寶座”毫不動搖呢?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村民總結的“三大法寶”耐人尋味。
採訪村民,實地察看古溪村的土地佔用情況後,筆者想採訪一下另一方當事人李錫河,想聽一聽他對村民所反映問題的看法。連續電話預約了三次,李書記都拒絕了。第一次,李書記説這些舉報他的人素質太差,是刁民,不值一談。第二次説他很忙,正在抓計劃生育,並説古溪村的計劃生育是抓得很嚴的,還説他早就不想當這個村支書了,是鎮領導一再挽留,他才勉強幹的。第三次李書記在電話那端帶著滿不在乎的口氣咯咯咯地笑,説你願意怎麼採訪就怎麼採訪,願意怎麼寫隨你的便,這沒什麼。
李書記説告狀的這些人“素質太差”,但就是這些素質很差的村民,也知道有部土地管理法,也知道用地需經土管部門批准。筆者見過村民推舉上京告狀的村民代表李楚忠,這個三十多歲的農民為了給鄉親們討個説法,幾年來為告狀已是傾家蕩産,小孩也被趕出了學校。他的行李包裏,除了衣服外,就是一本本法律書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到《行政訴訟法》、《土地管理法》、《義務教育法》等,他對有關條文倒背如流。倒是“素質很高”的李書記認為,不經土管部門批准,不辦土地證,就可出賣土地。
李書記説他對古溪村的計劃生育工作抓得很嚴。但據了解,古溪村在他任支書這17年間,村裏幾乎所有的夫妻都超生,生有五六個孩子的家庭不在少數。黃錫輝,(後李書記賜名姓李)包工頭,李書記的鐵哥們,在李的照顧下,一連生了8個兒子,創造了古溪村的奇跡。
村支書李錫河稱告狀的村民“素質差”,是“刁民”。而村民説李錫河是“村霸”、“腐敗分子”,非要將他告倒不可,到底孰是孰非?
通過對古溪村社會現狀的調查,筆者對古溪村的社會現狀不禁有一點想法:
李書記僅僅只是一個村支書,但其能量為什麼如此之大,不能不引起深思。應該説李書記是深諳為官之道。也許如他所説:“我並不想當這個官,是上級領導做工作要我幹。”這一點倒是真的,他的官是上級任命的,不是老百姓給的,他自然不需對老百姓負責。
據對李書記很了解的人透露,田已經快買光,古溪村也沒有多少“油水”了。李書記早就在開始準備後路,公司開在深圳,資産已逐漸轉移到深圳,兩英鎮的兩棟私房也賣了,孩子送深圳貴族學校唸書,等將一些遺留問題解決後(主要是有些人交了錢還沒有給土地),就主動卸職移家深圳。以李書記現有的家産,後半輩子已無憂。所以他説“已不想幹”,這話的確是真的。
李書記可以一走了之了,留給8000多男女老幼的將是“燈幹油盡”的古溪,村民們怎麼辦呢?
法制日報 200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