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潮陽市兩英鎮古溪村，是粵東平原一個普通的行政村。
1985年以前，全村耕地面積近二千畝。僅靠土地，村民的吃飯問題基本上可以解決。現全村人口超過8000人，但耕地面積僅剩下三百餘畝。許多村民陷入了為一日三餐發愁的境地。
面對賴以活命的土地快被賣光的境況，村民們找上級部門去請求停止非法賣地、清理村級財務、公佈歷年賣地款的收支情況、清查村幹部的收入來源，但村民的要求不僅沒有被接受，反而遭到刁難和打擊報復。筆者多次深入古溪村採訪，了解到如下的情況：
十多年非法賣地逾千畝
古溪村以華僑及港澳臺同胞多而聞名。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部分有海外關係的村民靠在外親友的資助走上了富裕之路，開始尋找投資渠道；很多華僑及港澳臺人士也開始回鄉置業。古溪村人多地少，富裕了的村民及華僑將投資眼光瞄向了土地買賣。於是，剛上任村支書不久的李錫河就抓住這一“機遇”，開始了土地“批發”及“零售”買賣。
古溪村大量賣地始於1987年。按當時的村情，村民每人只能分得15平方米的宅基地。也只有這規定面積的宅基地，才有土地管理部門發放的《土地使用證》。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五章第四十四條明確規定：建設佔用土地，涉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應當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第六十二條明確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
顯然，按土地法的上述規定，村民要超面積佔用土地建私宅，村裏要將成片成片的良田轉為非農業用地是很困難的。但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國家的政策法規居然可以不顧。村民們向筆者出示了歷年來古溪村非法賣地的數據、照片、鉅額土地款白條式收據、歷年公糧提留單等證據資料。
1987年至1990年，古溪村賣地15畝給私人建商品樓90棟，每棟樓地皮價平均2．7萬元，獲土地款近240萬元。
1990年至1992年，古溪村賣地給人建商住樓20棟，每棟地皮價9萬元，得款180萬元。
1993年至1995年，古溪村以一個私宅建房基地540平方米售價12萬元的價格賣給僑屬（李 等人），這次賣地使150畝良田從此消失。
1995年下半年，古溪村賣地給村民李漢貞等人建樓60棟，每棟樓地皮價格2．8萬元。
1996年賣地80多畝建民宅。
1997年隨著土地銳減，價格也暴漲。這一年賣地100多畝給李鎮輝、李貞城、李振東等人建樓33棟，每棟樓地皮價格達26萬元。
1998年賣地給李宗明、李振貞、李寶華等人建樓30棟，每棟樓地皮價格24萬元，佔用耕地150多畝……
僅粗略統計，十多年間，古溪村非法賣地一千多畝，賣地款達數千萬元。
村民訴説賣地怪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屬國家或集體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只能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權，而沒有土地所有權，不能買賣土地。但在古溪村，土地生意火爆得出奇，折騰出諸多令人眼花繚亂的社會現實：
土地裝在李書記的口袋裏
村民説古溪村的土地好比裝在李書記的口袋裏，想賣給誰就賣給誰，而賣地每平方米的價格也是由李書記定，每平方米從五十多元到一百多元、二百多元不等。直至1995年，有的地段賣到每平方米600元。這裡既有地段不同、年代不同等原因，還有很大一個原因，是看買地者與李書記的私人關係。交情深的人在同樣地段可以不同的價格買地。
“伯爺神位”替代土地使用證
由於是未經土地管理部門批准的佔用耕地，買地者自然辦不到土地使用證。但李書記説“辦不辦證無所謂，只要我批了就行”。包括李書記在內的當地村民大都信佛，於是買地者在所買的地塊上插一個木匣子樣的“伯爺神位”，就表示這塊地已屬自己了。村民説“伯爺神位”比土地使用證管用，比土地使用證更讓人放心。
村幹部免費佔地
與“借”土地款
據曾在古溪村委會工作過的一工作人員透露，李錫河將大筆土地款用於私人公司運轉，為了安撫其他村幹部，就制訂了照顧其他村幹部的土政策。有兩條是這樣的：一是村幹部可免費得48平方米的土地，按古溪村的土地價格，48平方米可賣幾萬元；二是將賣地款“借”一部分給村幹部個人。如1994年，平均每個村幹部“借”款達二十萬元。至於什麼時候“還”，沒有説法。有一村幹部下臺後，李書記派人去找該幹部催還款，這位“前任幹部”理直氣壯地説：“又不是我一個人借款沒還，憑什麼要我還，大家還，我就還！”一句話將討款人頂了回去。
預售土地、預收土地款
走進古溪村，間或有幾塊零零碎碎的土地上種的是莊稼。村民説：這些土地實際上很多已經被預賣了，這是古溪村的“發明專利”。買地者已將土地款交給了李書記，只要李書記用手指哪片地歸你了，你就快交土地款。村民李松成將50萬元購地款交給李書記後，李書記許諾將環市東路中段南畔一塊地給他。什麼手續都沒辦，李松成有點不放心。李書記説：你去這塊地裏豎個“伯爺神位”，地就是你的了。
“李英德”白條收據收鉅款
在古溪村，賣地開出的收據從幾萬元、十幾萬元，甚至達幾十萬元、上百萬元的都有，但鮮有哪張收據上蓋有村委會的財務專用章，沒有哪一張是正式收款收據，全都是白條式收據，收據上只蓋有“李英德”字樣的一枚印戳。“李英德”何許人呢？原來此人是一年近七旬的老頭，村出納員。李英德可用白條和私人圖章收取鉅額土地款，是秉承李書記的旨意，他收款後再轉交李書記。怪不得村民總認為是李書記和李英德兩人在賣“自家”的地。
坐鎮深圳的“遙控書記”
村民説李錫河任支書17年，賣地款達數千萬元（也有近億元之説），但從沒有向村民公佈賣地收支狀況及村級財務收支情況，也沒有辦一家村辦企業。他個人倒是辦起了一家規模巨大的公司———“友和公司”，集工貿、房地産為一體，又在深圳註冊了一家房地産開發公司。因李書記長期坐鎮深圳經營自己的公司，一年到頭很少在古溪村，所以他又被村民稱為“遙控書記”。
難以承受的提留與攤派
古溪村多年來大規模賣地，但公糧及各類攤派款還是按原來的土地面積徵收，對交不起或有抵觸情緒不願交的村民，村裏採取關押、不讓其子女上學等辦法強行收繳，村民只能各自去找謀生的活路。古溪村有靠抓住機遇、憑自身的精明與闖勁興辦家庭工業致富的農民，也有靠國外親友支援而走上了小康之路的僑屬，但這些人畢竟只是少數。那些沒有技術、缺少資金或老弱病殘者則陷入極度貧困之中。因為賣地沒經土管部門批准，耕地面積還是按過去的計算，所以公糧及各類攤派款依然按以前的面積收繳。
筆者手上有一大把歷年村民交公糧提留款的通知單，是村裏用油印格式下發的。每年通知單的措詞都差不多同樣強硬和嚴厲。對完不成任務的村民，要“停辦一切手續”，“交司法部門處理”，“有子女在念幼兒園、中、小學的一律停課”等等。
村民李楚忠1988年3分地交公糧42斤，到1998年3分地公糧卻漲到了187斤。村民姚永元一家6口人，5分地，每年要交公糧280斤，村裏按每100斤公糧折款80元收現金（有的年份按90元現金收）計，要他交224元，另加教育附加費等費用228元，總計5分地就要交452元，相當於每畝地各類款項達到了904元。
如此高的公糧提留攤派，村民自然無法承受也不願交，但李書記自有高招。正如催款通知書寫的：一是停辦一切手續。所謂“手續”是指村民有時需到村委會開具的各類證明：如結婚證明、外出務工證明、辦準生證等；二是將“抗糧不交”者的孩子趕出學校，什麼時候交清了款項，什麼時候才能上學。
在一個冬天的早上，李書記用手機從深圳發出指示，家裏欠糧款的孩子們被齊齊趕出教室站在操場上，天真單純的孩子們怎麼也不明白，為什麼老師將他們趕出教室。一張張稚氣的、凍得通紅的臉佈滿疑惑與恐懼。老師們根據李書記從深圳電話傳來的指示對學生發話：“你們的家長沒完成公糧提留任務，決定停你們的課。回去對你們家長説，什麼時候交了款，什麼時候來上學……”膽小的孩子嚇得嗚嗚哭起來。許多村民提起那場面都忍不住掉淚。村民李楚忠由於帶頭陳情告狀，李書記以沒交公糧為名將他的兩個小孩趕出學校。雖然省有關部門多次發函、打電話，指出這是違反教育法的行為，應予改正，但李書記依然我行我素。
李氏豪宅
古溪村李書記家的住宅，總佔地面積超過一萬平方米，村民稱“李氏豪宅”。
李氏豪宅兩面臨街，呈曲尺型，樓高四層，墻體一色白細瓷磚貼墻，整個建築呈全封閉式，優質藍玻璃與銀灰色鋁合金門窗裝點得整個大樓熠熠生輝，富麗堂皇。建築設計集商業、工業、辦公及住宅于一體，整體豪宅按不同用途規劃設計，既連成一片又獨立分區。臨街一面是厚實考究的玻璃自動門，透過玻璃隱約可見裏面擺設著新穎別致的豪華傢具，整個大樓的窗口外幾乎都有空調。站在具有藝術造型的大柵欄門外望去，院門墻全是紅褐色大理石裝飾，上面鑲有出自書法家之手的鎦金大字，從大門外向裏可看到寬敞的院內佈置得花團錦簇，人工山石間流水潺潺。李氏豪宅有保安值班，戒備森嚴。面對這規模宏大、令人嘆為觀止的豪宅大院，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像。
這還遠不是李書記的全部資産。村民説，李書記的主要資産在深圳，一般人不知底細。李書記每年有四分之三時間坐鎮深圳，兩個兒子都在深圳讀貴族學校。在兩英鎮一處叫和義成橋頭的地方，李書記還有兩棟建築面積達400平方米的房産。此外，李書記還有大小汽車6輛，其中一輛淡綠色、型號為S320型的豪華“賓士”轎車，是李書記的專用座駕。
與李氏豪宅形成鮮明對比的一道風景則是該村村民的住宅，其中一些村民住宅低矮簡陋，陰暗潮濕，逼仄狹窄。李書記的豪宅以一種居高臨下的“雄姿”，傲視著這些“貧民窟”一樣的建築。
筆者走訪了許多農戶。由於這裡人多地少，一些大多建於六七十年代的磚瓦結構房，其前後左右的通道都很窄。寬處只能容納一輛架子車通過。在逼仄的巷道裏，磚瓦結構的房子門窗很小，再加上密度大，通風不暢，墻體都潮漬漬的，長滿暗綠色苔蘚。由於人多擁擠，垃圾與污水亂扔亂潑，四處裏瀰漫著腐味。但即使這樣簡陋的房子，也不是人人都有。很多家庭兄弟結婚分家後由於無房可住，有的搭蓋簡易棚屋棲身；有的租住別人的房子；有的幾兄弟擠在一棟房裏，一家只有一間房，做飯就在院內或屋檐下。
“刁民”、“村霸”孰是孰非
1999年5月，古溪村村民推舉李漢貞、李楚忠等15個代表陳情告狀，反映村支書李錫河十多年間不經土地管理部門批准，陸陸續續將村裏一千多畝良田賣給人建工廠、商鋪和住宅樓。同時還舉報村幹部貪污挪用、貪贓枉法等問題，希望上級有關部門認真調查，給他們一個説法。告狀者署下真實姓名，按有手印，並聲明願承擔一切責任。於是，兩英鎮政府派一個調查組來調查村民反映的問題。村民們氣憤地説：李錫河作為一個村支書，全部精力用於經營自家的産業，常年生活在燈紅酒綠的深圳特區，他根本就沒管過8000多男女老幼的死活，這樣的村支書為什麼上級就是要保著他？村民代表説：如果我們誣告了李錫河，誣告是有罪的，我們願承擔一切法律責任。我們不能忍受這樣互相推諉，拖著不辦。誰是誰非總要給我們一個説法吧？
村民總結李書記治理古溪村有三大法寶：一靠神仙菩薩保祐；二靠壯大家族勢力；三靠密切聯繫領導。
李錫河當村支書17年，村民陳情告狀不斷，但為什麼支書“寶座”毫不動搖呢？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村民總結的“三大法寶”耐人尋味。
採訪村民，實地察看古溪村的土地佔用情況後，筆者想採訪一下另一方當事人李錫河，想聽一聽他對村民所反映問題的看法。連續電話預約了三次，李書記都拒絕了。第一次，李書記説這些舉報他的人素質太差，是刁民，不值一談。第二次説他很忙，正在抓計劃生育，並説古溪村的計劃生育是抓得很嚴的，還説他早就不想當這個村支書了，是鎮領導一再挽留，他才勉強幹的。第三次李書記在電話那端帶著滿不在乎的口氣咯咯咯地笑，説你願意怎麼採訪就怎麼採訪，願意怎麼寫隨你的便，這沒什麼。
李書記説告狀的這些人“素質太差”，但就是這些素質很差的村民，也知道有部土地管理法，也知道用地需經土管部門批准。筆者見過村民推舉上京告狀的村民代表李楚忠，這個三十多歲的農民為了給鄉親們討個説法，幾年來為告狀已是傾家蕩産，小孩也被趕出了學校。他的行李包裏，除了衣服外，就是一本本法律書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到《行政訴訟法》、《土地管理法》、《義務教育法》等，他對有關條文倒背如流。倒是“素質很高”的李書記認為，不經土管部門批准，不辦土地證，就可出賣土地。
李書記説他對古溪村的計劃生育工作抓得很嚴。但據了解，古溪村在他任支書這17年間，村裏幾乎所有的夫妻都超生，生有五六個孩子的家庭不在少數。黃錫輝，（後李書記賜名姓李）包工頭，李書記的鐵哥們，在李的照顧下，一連生了8個兒子，創造了古溪村的奇跡。
村支書李錫河稱告狀的村民“素質差”，是“刁民”。而村民説李錫河是“村霸”、“腐敗分子”，非要將他告倒不可，到底孰是孰非？
通過對古溪村社會現狀的調查，筆者對古溪村的社會現狀不禁有一點想法：
李書記僅僅只是一個村支書，但其能量為什麼如此之大，不能不引起深思。應該説李書記是深諳為官之道。也許如他所説：“我並不想當這個官，是上級領導做工作要我幹。”這一點倒是真的，他的官是上級任命的，不是老百姓給的，他自然不需對老百姓負責。
據對李書記很了解的人透露，田已經快買光，古溪村也沒有多少“油水”了。李書記早就在開始準備後路，公司開在深圳，資産已逐漸轉移到深圳，兩英鎮的兩棟私房也賣了，孩子送深圳貴族學校唸書，等將一些遺留問題解決後（主要是有些人交了錢還沒有給土地），就主動卸職移家深圳。以李書記現有的家産，後半輩子已無憂。所以他説“已不想幹”，這話的確是真的。
李書記可以一走了之了，留給8000多男女老幼的將是“燈幹油盡”的古溪，村民們怎麼辦呢？
法制日報 2001-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