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靳如超的日記裏，可看到他對社會、對人生的大段論述，雖然絕大多數是無知的、錯誤的甚至是可笑的，然而他卻把它們奉若神明。在社會和家庭的誤導下，他進入誤區的種種錯誤思想觀念，長期得不到糾正和批評。

    按理説，靳如超進過監獄，離過婚，應該重視利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可他卻這樣寫道：“不要總是考慮有什麼事(能)力(利)用法律保護來做事。現在社會無認(任)何人講法律道理，説弄你就直接弄你了。你講法律道理沒用，直接把你壓起來，反抗也沒用。社會上人都是壓制人。有權的人，有門子的人什麼事都幹(敢)做。你只好忍受屈從，設法搞掉他們就行了。”

    靳如超還進一步論述道：“社會有經驗的人愛弄無經驗的人是天天有的事，人人見就弄，也不分是男人、女人、男人、女人也一樣，都是同樣的弄人騙人，也不管是有經驗的華容貴富的，有錢的，有地位的，人人都互相弄爭(整)，進監獄，世上人現在都不願意讓人活在世上享受。那你來説又是做(坐)過監獄的人，又聾，人人爭(整)弄你更加強烈，派出所人也不管你有事無事他們也不願意讓你在社會，見到你就想把你弄進監獄。別説你有一點小毛病了，他們知道了就弄你，望你一定警提(惕)這個注意，希望你要強大的精神力注意。”

    靳如超對社會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社會因素也不同，有的人好看美麗，但也報復社會，而他地位底，否著(或者)企業低，否著(或者)經濟低。否著(或者)媳婦低，否著(或者)受了刺激。都會找出這種壞的心理來報復人民美好生活地位、經濟、企業、媳婦等等的人們。人民、個人、朋友、家庭、自己現在雖(隨)著壞人的變化增多，事物增多，變化心理增多；不分好美醜人都有這種頭腦了。婦人也是為了自己免避(避免)套圈(圈套)和上當受騙被害等等。現在社會改革開放變化很大，人人都有這種頭腦；要是沒有這種頭腦，人人做事都是驚心、怕事、當心。否著(或者)被害、誘惑、陷井(阱)，誣告、陷害判刑等等手段。在你周圍人們面前為你説好話當心也是騙你的。”

    在靳如超的眼裏，世上沒什麼好人，而多是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的關係。他認為，人的自私是本性，因而用不著相互同情、幫助和尊重：“可憐、受氣、窮、醜的人，你不要相互、他是個無本事的人，你不要解除他的苦難敵(災)害。他也不會可憐你的。世上人都不向可憐的相互解除疼(痛)苦。人人都為自己的幸福，對任何人都不要尊重，包括自己的父母兒妻，都不尊重。尊重別人是對自己是個大敵災害，也不要解除受苦的人。”他還用重筆在日記本的封面這樣寫道：“有權勢者生，無權勢者死。勝者為王，敗者冤死。有錢者生，無錢者冤死。”

     　靳如超還認為，這是個逞強淩弱的社會，因此不能“受氣”，而是要“打”才行：“你可知道你在監獄裏你越疼苦別人越弄你。請你一定不要在周圍某一個人讓你受氣，如某一個人讓你受氣你就沒完，打不過也要與他打個沒完，這樣周圍的人讓也不最讓你受氣了。他們就知道讓你受氣，你鬧個沒完他們都怕你。”

    做個好人還是做個壞人？這是許多人一目了然的事情，可靳如超卻有自己的一套歪理：“人的一生學點壞，幹點壞事。是好事，這樣給你周圍人們出點壞幹點壞事，使你周圍的人與人互相爭(整)弄、打鬧。他們就毀了他們自己，而就使你安然無羔(恙)，也有了地位，而又能獲的(得)一切。”“人一生只能學壞，出壞，學騙。這才叫有地位的人。學好永遠吃苦吃後果。學壞對自己都有好處。而又能學出經驗，和高明騙術手段，往往獲勝法律就是這樣倒弄的。”因此，自己也要採用欺騙的手段，來對付社會。

    至於中國與外國的類同與區別，靳如超也有自己的“獨特見解”：“現在社會變化與國外完全相同，你受到什麼壓制，什麼人弄你受到什麼害，你找認何機關都解決不了，只能用槍來解決殺掉他才行，現在社會上的人只能人與人殺，才消除一切災害和受氣、受仇、受辱侮、受逼、受制、受壓、受弄、受打、受罵、受可恥、受刺激、受傷害，世界上男人都不如女人權力大，世界上不分什麼官員都不如有錢人權力大，但女人都可以毀掉所有的權力地位有錢人和殺手。”有人説，由於失業群體擴大，引發了不安定的因素；還有人説，貧富差距拉開，增加了犯罪誘因，都不無道理。貪圖享樂，是靳如超的又一骯髒靈魂。他在日記中，曾多次描繪自己理想的所謂幸福生活，如“找個有錢的女人”，“到開放早的南方去生活”等。為此，設法賺到大把的錢，這是他時刻盼望的事情。但怎樣賺錢？卻有他個人的小算盤：“回去後設法找到另(零)件活幹辦個工廠。回到社會後為自己能得財富的生活……如何辦的工廠和想法都不要告知認何人，也不要知知你的另婚妻和她的父母；只能讓她做你的妻子，不能讓她知道你的工廠一些事。免避(避免)她們熟習工廠經驗的路子，她們自己搞工廠，吃掉你和與你分離。”

    懷有欺騙、僥倖等心理的靳如超，還設想“當男保姆”、“主動與女人搭訕”等手段，來“討好和獻媚那些有錢的女人”；或者靠盜竊來發大財，特別是想靠“大偷”一次而致富，而自己卻不被抓住。他寫道：“偷就一次偷富不要小偷小摸的偷，100次總有一次被抓住，現在10次總有一次被抓住。光小偷小摸就相(像)個賊一樣的姿態。就會被周圍人們懷疑你是個小偷，所以只能一次偷富千萬元，這樣你只偷了一次，也沒有留下周圍人懷疑，而你也不再偷了……沒有100%的把握偷成，搶成看到的千萬元的希望就別偷，這兒冒險偷了被抓獲。還是等於偷了個零，而又被受怨罰判刑的。”

    很顯然，上述種種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理應及時加以澄清和糾正。很可惜，在日記上既沒有看到兩種思想進行交鋒的記載，也沒有談到什麼人對他進行過任何思想幫助。可見，靳如超存在的種種進入誤區的思想觀念，是在整個社會和家庭的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的，而且長期得不到糾正和批評。正是社會和家庭的雙重打擊和錯誤教育，使他走上了人生歧路。(完)

    新華社 2001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