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秀”，從一條街道搬到能讓全國所有街道都看得見的媒體上

    看死刑犯遊街，是小時候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

    一輛威武的警車上，剃了光頭的死刑犯被五花大綁，胸前挂著一塊硬紙板，白底黑字，寫著他們各自的姓名，字跡照例是看不清的，倒不是因為車速太快，而是寫得過於潦草，姓名上的紅叉叉筆畫太粗、墨汁又太濃。

    要了解罪犯的所作所為，得到公安局門口或街道居委會，那裏張貼著被槍決的死刑犯公告。公告説得也不甚詳細，大抵是該罪犯叫什麼，多大年紀，因何犯法，觸犯了刑法第幾條等等，一律公文的形式，沒什麼戲劇性細節。罪惡就是罪惡，20多年前，大抵很多人不屑拿這類事來作茶余飯後的談資。

    今天，遊街一類的事沒有了。懂得尊重人權，維護人的尊嚴、包括每個罪犯，這是社會的進步。但有些事似乎無法解釋。當不能從看死刑犯遊街中平復對隱秘的罪惡的好奇時，另一種消解的方式很快出現。從報紙、電視、廣播、網路五花八門的報道中，人們對罪惡的細節知道得更多、更細、更快捷，罪惡“秀”從一個城市的某條街道，搬到了可以讓全國任何一條街道都看見、聽見的媒體上。

    最突出的例子是前不久的張君案。如果你在有的網路上搜索“張君”兩字，會有數百條新聞跳到你的眼前，關於張君的人和事，與張君相牽連的人和事，與張君相牽連的人的人和事……血淋淋的罪惡被放大在每個人的眼前。張君在法庭上“作秀”，媒體把這場“秀”傳遞到社會的每個角落。

    更不可思議的是，除了來自案件本身和公審現場的消息，很多新聞是從獵奇的角度來報道的，看看這些標題：“中國第一大刑案之重慶直擊：惡魔張君狂言錄”、“張君曾想綁架記者寫自傳‘上路’想要穿布鞋”、“張君案庭審波瀾疊起屍檢照片血腥旁聽者不忍目睹”、“罪犯張君在武漢有個‘的姐’情婦”、“惡魔張君竟上西安一壯陽藥廣告宣傳單”……

    張君案被戲劇化了。

    不僅商業的靈感來自張君，一些犯罪的靈感也來自張君

    其實，不僅是張君案。每天，有多少媒體在“案件追蹤”報道名下，演繹生活中的真實案件，那些逼真的場景，鮮血淋漓的殺人現場，由公安人員友情客串的驚心動魄的鏡頭……

    這讓人有點疑惑，一些媒體對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興趣點是什麼？它將公眾對案件關注的目光轉移到何處？僅僅是血腥的氣味、脂粉的香艷？還是來自莫名驚恐的刺激？這究竟是媒體的對新聞客觀報道的追求，還是媒體的媚俗？

    罪惡“秀”産生了很多副産品。

    有人從張君案中看到商機。在重慶，一家小店舖推出了“張君包子”，據説賣得還不錯。“人們吃了解恨。”店主解釋説。

    一商界成功人士則欲拍常德大案。《每日新報》報道説，投資人欲把張君搬上銀幕的意圖是，“讓全國人民唾罵他犯下的慘無人性的罪行，同時，更想借此圓我一直以來想拍一部歌頌公安幹警不畏艱險、捨身忘我的英雄主義精神的作品之夢。”

    不僅商業的靈感來自張君，一些人犯罪的靈感也來自張君。《南方都市報》報道説，今年3月份，在湖南安鄉縣城先後發生持刀搶劫案4起，劫匪甚至殘忍地將被搶劫者的腳踝肌腱砍斷。被抓獲的疑犯交待説，他們不甘心在鄉下務農，覺得“流血流汗再多也賺不到幾個錢”，便決定效倣張君。張君“榜樣”的力量無窮？

    有一些聲音，提醒我們的目光透過張君團夥，審視自己

    媒體對案件關注本身沒有錯，關注重點是什麼，用什麼方式去關注，這實在檢驗一個媒體的品位和格調。至少，能測出一個媒體的深度。

    如果説張君團夥是現代社會的毒瘤，有人看見了毒瘤表面骯髒可怖，並熱衷於描繪這骯髒可怖，除了讓人噁心之外，恐怕沒什麼吸引力。而有人更願意揭示毒瘤的成因，以及如何抑制毒瘤的生長，這才更值得關注。畢竟，被毒瘤侵蝕的社會，是每個人賴以生存的家園。張君不是美國的辛普森，也不是日本的麻原彰晃，他離我們不遠，他的刀砍向每個受害者的同時，也就砍向了我們共同的公共安全網。被他們暴力傷害的不僅是那幾十個地下冤魂，而是整個社會對生存安全的信心。這個時候，太多來自現場的罪惡“秀”又能讓人們得到多少安慰？

    所幸的是，我們還是聽到了一些聲音，衝破那些浮躁的、功利的人群，提醒我們的目光透過張君團夥，審視自己。《中國青年報》一篇評論從張君案看到了社會各界未盡的責任。《南方週末》在它的組合報道《張君案檢討》中説：“張君團夥的罪行固然來自他們內心邪惡的滋生、人性的喪失，但是任何個人同時又都是社會人，他們的行為並不孤立地發生。為防止此類事情再次發生，社會必須對此作出深刻的檢討。”

    為防止此類事情的發生，我們希望對這類案件的報道不要再停留在對罪惡的細節上。我們的大腦和心靈不是罪惡“秀”的舞臺。

    《人民日報 . 華東新聞》 2001年0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