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的一天早上,北京某高校的女生宿舍。
張燕和劉萍睡得正甜。忽然,敲門聲急促地響了起來。張燕立即從床上起身,飛快地取下了床簾,而劉萍顯然慢了半拍。宿捨得門被推開了,宿舍管理員走了進來,舉手把劉萍的床簾摘了下來:“學校已經三令五申不準挂床簾!你們居然還在張挂!”她轉向劉萍:“你,回去檢討!床簾我沒收了。”管理員扔下這麼一句話,走了。
這一天,劉萍過得很彆扭,老覺得心裏一肚子憋氣,上課也無心思,一下課便和舍友商量怎麼辦。劉萍一直是個一絲不茍的好學生,從未被老師訓斥過,檢討也不知道怎麼寫。何況習慣了挂簾的她,想到沒了床簾的空蕩蕩的床,沒了自己的小天地,怎麼想怎麼覺得彆扭。
中午,劉萍找到宿舍管理員,宿舍管理員將一疊檢討丟在她面前:“看看吧,這是你師姐妹們寫的檢討,你的認識就需要這麼深刻,不然就不行。”劉萍一看,這些檢討每份都多達三千字以上,字裏行間充滿了哀求和自責。“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這樣想著,劉萍勉強湊滿了一篇兩千字的檢討,態度十分虔誠。
但這份“屈辱”的檢討換來的是更嚴厲的批評。管理員顯然還不夠滿意,又整整數落了她一個小時。
這件事以後,整個宿舍都陷入了一種對敲門聲的恐慌中。有一次,正在睡覺的全屋人在聽到了一聲敲門聲後,一下子全都坐了起來,一陣忙碌的摘簾後,這時門開了,原來是混進學校的廠家推銷員,全屋人一陣苦笑後又繼續睡覺了。
床簾引來的校園冷戰
劉萍和她宿捨得遭遇顯然不是個別現象,當轟轟烈烈的“摘簾運動”在學校裏展開時,校園裏到處可以聽到這樣的抱怨:
“學校提供這麼一個簡陋的宿舍,整天亂哄哄的,我挂個簾子他們還要摘下來。”
“就是,要想整齊化一,學校有精力抓一下校捨得硬體建設多好?搞突然襲擊,促精神文明,我就不信小小簾子就真的會影響學校文明建設。”
“要是不還,我還得再買一個挂上,反正沒簾子的日子我不習慣!”
……
大學宿捨得床簾還是全被沒收了。檢查人員還貼出了最後通牒:限 日內到公寓管理中心去接受處理。
大學生心裏費解:自己掏錢買的簾子,為了保護一個屬於個人的空間(其實僅一張床),糊裏糊塗就被突然而至的管理員給沒收了,末了還要去寫個什麼檢查接受教育,難怪學生心裏不滿,要向學校討個説法。
學校方面似乎也很委屈,有關負責的人員解釋説:校方沒收床簾是出於執行學校有關學生宿捨得管理規定的考慮,檢查並非突然襲擊;校規裏早就規定了不準挂床簾,北京市的高校大都如此辦理,學校執行規定可算是“有法可依”,學生有何不服?摘床簾也是為了使宿舍整齊化一,使本已擁擠不堪的小屋顯得更寬敞明亮,也易於同學交流,不要“躲進小樓成一統”;另外摘簾是出於防火的安全考慮。同時,該負責人強調,在學校,極個別男、女生用簾子做遮掩在一起過夜,摘簾子可以杜絕這類現象的發生。
校方的五條解釋可謂句句在理,處處為學生著想,那學生為啥還不領情?筆者帶著校方的解釋,又採訪了大學生們。
張蘭(大二,經貿係女生):學校有明文規定,要我們做什麼,要有站得住腳的理由,難道一句校規就把我們搪塞了?我們要有屬於自己的天地,個人的喜怒哀樂要有一個釋放的空間,一張小床是大學生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間,是絕對隱私的搖籃,個人隱私是需要保護的。
陳光(大三,會計係男生):口口聲聲説什麼為我們好,可怎麼不問問我們感覺好不好?在一個宿舍住六七個人的情況下,每人作息時間都不同,亂哄哄的。我只有靠簾子擋光、擋人才能隔出一片清靜來。一個校方的明文規定,卻受到了許多同學的反對,這個規定的相關條款是否有問題或者值得商討。陳光一邊憤憤地説著,一邊坐在“空曠”的床上把書敲得亂響。
劉朔(大二,法律系):以前在簾子裏看看家信、寫寫日記,有簾擋著,心裏感到很踏實。現在在“一覽無遺”的床上幹點什麼都有六七雙眼睛盯著,真有被強姦的感覺。
張蘭:對呀,我連換個衣服都不自在,雖然都是同性。何況我們宿捨得簾子都是統一買的,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不但大方統一,還很美觀。我們喜歡這道風景線。
何青(大二,法律系女生):至於摘簾是出於防火考慮,我就更是不明白了。為什麼“包圍式”的蚊帳可以挂,而“半包圍”式的床簾一挂就易著火呢?難道是因為蚊帳是透明的,可以看清楚床上的我?簾子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擁有所有權。
陳光:男女生在宿舍過夜,即使在有些學校、極個別的宿舍裏出現過,學校卻為此犧牲了大多數人的權益,我覺得是對個人權利的不尊重。
劉朔:學生有學生會,涉及到學生問題時學校是否應該與我們商量?學校是否應該把學生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這種強制規定是否強壓民意?另外,學校應該明白,教育是教育,生活是生活,學生宿捨得有關吃、住等問題應該社會化,學校的後勤管理也應社會化,學校的注意力應該更多地投入教學,而非過多地投向後勤。
聽了學生們的談論,筆者又隨機對該校50名同學做了調查,結果68%的同學認為可以挂簾,10%的同學認為挂不挂都可以,但學校沒理由強摘,2%的人認為應服從學校管理。
採訪至此,筆者忽然想起了一則寓言故事,講的是冬天一個在田裏幹農活的父親,他幹得汗流浹背,便一件件地脫衣服。他熱,以為身邊躺在搖籃裏的兒子也熱,便也一件件脫去兒子的衣服。最後兒子凍死了,父親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呢!
當學校管理者們把這種類似“我説你冷,你就冷”的一廂情願似的“關愛”施加給學生時,是否考慮過大學生的感覺?
床簾子是學生的小天地
在採訪中,圍繞著床簾的另一個話題也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床簾的存在是否會造成學生之間的人際交往的誤解與障礙?是否會引起學生之間交流的隔閡?
李潔與王茜是北京某高校法律系大二的女生。兩人是一個班的學生,在宿舍又是上下鋪,平時學習、生活都在一塊兒,所以倆人非常要好,形影不離。倆人之間似乎總有説不完的話,不但白天總在一起説説笑笑,就連晚上熄燈以後,李潔都經常擠到王茜的下鋪去暢談到夜深人靜。可是有一天,當李潔外出回來走進宿舍時,卻發現王茜的床周圍挂上了一張嚴嚴實實的床簾。李潔以為王茜遇上了不順心的事不想讓別人知道,便以好朋友的身份關切地詢問,可得到的僅是在簾內看書的王茜漫不經心的一句回答:“沒事。”望著眼前這張似乎從天而降的床簾,李潔的好心情降到了最低點:沒事你為什麼要挂簾?你挂簾幹什麼,難道有什麼事情連我都不能知道?生氣的李潔沒有將自己的想法告訴王茜,她認為床簾是王茜對她的警告。兩個好朋友之間的友誼出現了隔閡,雖然她們仍然像以前一樣,一起上自習、一起打飯,但兩人間多了許多的客套。“好像我們的交往更理智了。”李潔説。
冉鵬,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他的宿舍裏共有七位哥們兒,由於男孩天生的豁達與不拘小節,他們相處得很透明:有什麼活動都是一塊參加,發生了什麼事情也是一塊解決。同時他們之間也沒任何秘密可言,誰家家境如何,誰的女友長什麼樣,誰對誰有意見,誰與誰不和……。剛開始,他們彼此頗滿足於這種狀態,認為這是團結友愛的表現。可時間一久,他們心中就産生了一種莫名的厭倦與疲憊:有些事情不想知道卻不得不知道,有些事情不想説卻不得不去説;不想看到的盡收眼底;不想讓人看的卻暴露無遺。他們深深地渴望一種彼此間的距離,一種能關注對方但又不陷入對方世界中去的距離。最後,他們挂上了床簾,此後他們仍然相處得很好!
由此可以看出,校方與學生在床簾問題上的分歧終歸一點是床簾的作用。學生們所需要的並非是那幾尺床簾本身,而是床簾給學生營造的“個人空間”。
當代大學生追求個人空間,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讓他們的世界在“非個體化”的陰影下倒退與喪失自我。大學生的生活本應是豐富、多彩、青春、靚麗的,而長期生活在同一個大環境中,遭遇同樣的事情,這些都使得大學生們的思想變得單一而趨同。於是他們渴望一片幽靜、安寧、獨立的空間,在那兒用自己的思維去思考問題,去傾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
對於大學生挂簾的問題,校方的態度乾脆而強硬:校規中早已明文規定不允許挂簾,所以一切挂簾的行為都將得到杜絕與禁止。可大學生卻忿忿然:這種約束、干涉與大學生隱私權應該受到保護之間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拿什麼來評判“挂簾”與“摘簾”的是與非 “挂簾”與“摘簾”,看起來是兩個非常簡單的、而且是再平常不過的動作了,但是,這兩個動作發生在學校的學生宿舍中,發生在學生與校方之間,就演變成了法律上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之間的問題了。從權利的來源看,學生“挂簾”屬於私法上的權利,即個人隱私權範疇;校方“摘簾”屬於公法上的權利,即行政管理權範疇。自公共權利出現以來,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的邊界之爭一直存在。因此,在學生與校方之間出現這種爭議實屬正常現象。但是,如果從該爭議出現的時間來看,則又有一些不尋常之處。
從學校對學生宿捨得管理歷史看,90年代以前,無論從學生宿捨得構建,還是學生宿捨得管理一直延襲著新中國建國之初的方式:所有學生宿捨得房門上均開有一個可供人窺望的玻璃窗,而且玻璃窗嚴禁遮擋;所有床位及內務均遵循軍隊營房管理模式,當時的一代學子並沒有與校方發生過如此尖銳的衝突。然而,是什麼時候,床簾開始“潛入”大學生宿舍,沒有人真正注意過,但是,現在卻成為校方與學生之間一個如此敏感的問題,甚至演化成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激烈衝突,這是校方始料不及的。也許這恰恰證明,時代的進步和新舊觀念的衝突再一次在大學校園裏體現。
摘自《法律與生活》雜誌 200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