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的一天早上，北京某高校的女生宿舍。

    張燕和劉萍睡得正甜。忽然，敲門聲急促地響了起來。張燕立即從床上起身，飛快地取下了床簾，而劉萍顯然慢了半拍。宿捨得門被推開了，宿舍管理員走了進來，舉手把劉萍的床簾摘了下來：“學校已經三令五申不準挂床簾!你們居然還在張挂!”她轉向劉萍：“你，回去檢討!床簾我沒收了。”管理員扔下這麼一句話，走了。

    這一天，劉萍過得很彆扭，老覺得心裏一肚子憋氣，上課也無心思，一下課便和舍友商量怎麼辦。劉萍一直是個一絲不茍的好學生，從未被老師訓斥過，檢討也不知道怎麼寫。何況習慣了挂簾的她，想到沒了床簾的空蕩蕩的床，沒了自己的小天地，怎麼想怎麼覺得彆扭。

    中午，劉萍找到宿舍管理員，宿舍管理員將一疊檢討丟在她面前：“看看吧，這是你師姐妹們寫的檢討，你的認識就需要這麼深刻，不然就不行。”劉萍一看，這些檢討每份都多達三千字以上，字裏行間充滿了哀求和自責。“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這樣想著，劉萍勉強湊滿了一篇兩千字的檢討，態度十分虔誠。

    但這份“屈辱”的檢討換來的是更嚴厲的批評。管理員顯然還不夠滿意，又整整數落了她一個小時。

    這件事以後，整個宿舍都陷入了一種對敲門聲的恐慌中。有一次，正在睡覺的全屋人在聽到了一聲敲門聲後，一下子全都坐了起來，一陣忙碌的摘簾後，這時門開了，原來是混進學校的廠家推銷員，全屋人一陣苦笑後又繼續睡覺了。

    床簾引來的校園冷戰

    劉萍和她宿捨得遭遇顯然不是個別現象，當轟轟烈烈的“摘簾運動”在學校裏展開時，校園裏到處可以聽到這樣的抱怨：

    “學校提供這麼一個簡陋的宿舍，整天亂哄哄的，我挂個簾子他們還要摘下來。”

    “就是，要想整齊化一，學校有精力抓一下校捨得硬體建設多好？搞突然襲擊，促精神文明，我就不信小小簾子就真的會影響學校文明建設。”

    “要是不還，我還得再買一個挂上，反正沒簾子的日子我不習慣!”

    ……

    大學宿捨得床簾還是全被沒收了。檢查人員還貼出了最後通牒：限日內到公寓管理中心去接受處理。

    大學生心裏費解:自己掏錢買的簾子，為了保護一個屬於個人的空間(其實僅一張床)，糊裏糊塗就被突然而至的管理員給沒收了，末了還要去寫個什麼檢查接受教育，難怪學生心裏不滿，要向學校討個説法。

    學校方面似乎也很委屈，有關負責的人員解釋説：校方沒收床簾是出於執行學校有關學生宿捨得管理規定的考慮，檢查並非突然襲擊；校規裏早就規定了不準挂床簾，北京市的高校大都如此辦理，學校執行規定可算是“有法可依”，學生有何不服?摘床簾也是為了使宿舍整齊化一，使本已擁擠不堪的小屋顯得更寬敞明亮，也易於同學交流，不要“躲進小樓成一統”；另外摘簾是出於防火的安全考慮。同時，該負責人強調，在學校，極個別男、女生用簾子做遮掩在一起過夜，摘簾子可以杜絕這類現象的發生。

    校方的五條解釋可謂句句在理，處處為學生著想，那學生為啥還不領情?筆者帶著校方的解釋，又採訪了大學生們。

    張蘭(大二，經貿係女生)：學校有明文規定，要我們做什麼，要有站得住腳的理由,難道一句校規就把我們搪塞了？我們要有屬於自己的天地，個人的喜怒哀樂要有一個釋放的空間，一張小床是大學生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間，是絕對隱私的搖籃，個人隱私是需要保護的。

    陳光(大三，會計係男生)：口口聲聲説什麼為我們好，可怎麼不問問我們感覺好不好？在一個宿舍住六七個人的情況下，每人作息時間都不同，亂哄哄的。我只有靠簾子擋光、擋人才能隔出一片清靜來。一個校方的明文規定，卻受到了許多同學的反對，這個規定的相關條款是否有問題或者值得商討。陳光一邊憤憤地説著，一邊坐在“空曠”的床上把書敲得亂響。

    劉朔(大二，法律系)：以前在簾子裏看看家信、寫寫日記，有簾擋著，心裏感到很踏實。現在在“一覽無遺”的床上幹點什麼都有六七雙眼睛盯著，真有被強姦的感覺。

    張蘭：對呀，我連換個衣服都不自在，雖然都是同性。何況我們宿捨得簾子都是統一買的，是經過精心挑選的，不但大方統一，還很美觀。我們喜歡這道風景線。

    何青(大二，法律系女生)：至於摘簾是出於防火考慮，我就更是不明白了。為什麼“包圍式”的蚊帳可以挂，而“半包圍”式的床簾一挂就易著火呢?難道是因為蚊帳是透明的，可以看清楚床上的我？簾子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擁有所有權。

    陳光：男女生在宿舍過夜，即使在有些學校、極個別的宿舍裏出現過，學校卻為此犧牲了大多數人的權益，我覺得是對個人權利的不尊重。

    劉朔：學生有學生會，涉及到學生問題時學校是否應該與我們商量？學校是否應該把學生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這種強制規定是否強壓民意？另外，學校應該明白，教育是教育，生活是生活，學生宿捨得有關吃、住等問題應該社會化，學校的後勤管理也應社會化，學校的注意力應該更多地投入教學，而非過多地投向後勤。

    聽了學生們的談論，筆者又隨機對該校50名同學做了調查，結果68%的同學認為可以挂簾，10%的同學認為挂不挂都可以,但學校沒理由強摘，2%的人認為應服從學校管理。

    採訪至此，筆者忽然想起了一則寓言故事，講的是冬天一個在田裏幹農活的父親，他幹得汗流浹背，便一件件地脫衣服。他熱，以為身邊躺在搖籃裏的兒子也熱，便也一件件脫去兒子的衣服。最後兒子凍死了，父親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呢!

    當學校管理者們把這種類似“我説你冷，你就冷”的一廂情願似的“關愛”施加給學生時，是否考慮過大學生的感覺?

    床簾子是學生的小天地

    在採訪中，圍繞著床簾的另一個話題也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床簾的存在是否會造成學生之間的人際交往的誤解與障礙？是否會引起學生之間交流的隔閡？

    李潔與王茜是北京某高校法律系大二的女生。兩人是一個班的學生，在宿舍又是上下鋪，平時學習、生活都在一塊兒，所以倆人非常要好，形影不離。倆人之間似乎總有説不完的話，不但白天總在一起説説笑笑，就連晚上熄燈以後，李潔都經常擠到王茜的下鋪去暢談到夜深人靜。可是有一天，當李潔外出回來走進宿舍時，卻發現王茜的床周圍挂上了一張嚴嚴實實的床簾。李潔以為王茜遇上了不順心的事不想讓別人知道，便以好朋友的身份關切地詢問，可得到的僅是在簾內看書的王茜漫不經心的一句回答：“沒事。”望著眼前這張似乎從天而降的床簾，李潔的好心情降到了最低點：沒事你為什麼要挂簾?你挂簾幹什麼，難道有什麼事情連我都不能知道？生氣的李潔沒有將自己的想法告訴王茜，她認為床簾是王茜對她的警告。兩個好朋友之間的友誼出現了隔閡，雖然她們仍然像以前一樣，一起上自習、一起打飯，但兩人間多了許多的客套。“好像我們的交往更理智了。”李潔説。

    冉鵬，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他的宿舍裏共有七位哥們兒，由於男孩天生的豁達與不拘小節，他們相處得很透明：有什麼活動都是一塊參加，發生了什麼事情也是一塊解決。同時他們之間也沒任何秘密可言，誰家家境如何，誰的女友長什麼樣，誰對誰有意見，誰與誰不和……。剛開始，他們彼此頗滿足於這種狀態，認為這是團結友愛的表現。可時間一久，他們心中就産生了一種莫名的厭倦與疲憊：有些事情不想知道卻不得不知道，有些事情不想説卻不得不去説；不想看到的盡收眼底；不想讓人看的卻暴露無遺。他們深深地渴望一種彼此間的距離，一種能關注對方但又不陷入對方世界中去的距離。最後，他們挂上了床簾，此後他們仍然相處得很好!

    由此可以看出，校方與學生在床簾問題上的分歧終歸一點是床簾的作用。學生們所需要的並非是那幾尺床簾本身，而是床簾給學生營造的“個人空間”。

    當代大學生追求個人空間，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讓他們的世界在“非個體化”的陰影下倒退與喪失自我。大學生的生活本應是豐富、多彩、青春、靚麗的，而長期生活在同一個大環境中，遭遇同樣的事情，這些都使得大學生們的思想變得單一而趨同。於是他們渴望一片幽靜、安寧、獨立的空間，在那兒用自己的思維去思考問題，去傾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

    對於大學生挂簾的問題，校方的態度乾脆而強硬：校規中早已明文規定不允許挂簾，所以一切挂簾的行為都將得到杜絕與禁止。可大學生卻忿忿然：這種約束、干涉與大學生隱私權應該受到保護之間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拿什麼來評判“挂簾”與“摘簾”的是與非 “挂簾”與“摘簾”，看起來是兩個非常簡單的、而且是再平常不過的動作了，但是，這兩個動作發生在學校的學生宿舍中，發生在學生與校方之間，就演變成了法律上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之間的問題了。從權利的來源看，學生“挂簾”屬於私法上的權利，即個人隱私權範疇；校方“摘簾”屬於公法上的權利，即行政管理權範疇。自公共權利出現以來，公法權利與私法權利的邊界之爭一直存在。因此，在學生與校方之間出現這種爭議實屬正常現象。但是，如果從該爭議出現的時間來看，則又有一些不尋常之處。

    從學校對學生宿捨得管理歷史看，90年代以前，無論從學生宿捨得構建，還是學生宿捨得管理一直延襲著新中國建國之初的方式：所有學生宿捨得房門上均開有一個可供人窺望的玻璃窗，而且玻璃窗嚴禁遮擋；所有床位及內務均遵循軍隊營房管理模式，當時的一代學子並沒有與校方發生過如此尖銳的衝突。然而，是什麼時候，床簾開始“潛入”大學生宿舍，沒有人真正注意過，但是，現在卻成為校方與學生之間一個如此敏感的問題，甚至演化成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激烈衝突，這是校方始料不及的。也許這恰恰證明，時代的進步和新舊觀念的衝突再一次在大學校園裏體現。

    摘自《法律與生活》雜誌 200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