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市某大醫院近期擬與病人辦理醫療協議公證，即危重病人被推進手術室之前，醫院與家屬簽訂一份相關協議。協議規定，醫院按正規方案治療，如手術出現意外情況醫院概不負責。此協議須經過公證處公證，才有法律效力。請問，你同意這種做法嗎？在你或你的家屬病危時，醫院要你簽一份醫療協議，然後公證，你敢簽嗎？

    王先生（檢察官）

    醫院與家屬簽訂“生死狀”，是一種淩駕於法律之上的非法行為。一紙“生死狀”，把受法律保護的公民生命，交由醫務人員去處理，在手術導致病人死亡時，可以“不受法律的追究”。這實質上是以所謂的“合法”形式，掩蓋其非法的實質。另外，這種行為違反了醫務人員的職責。“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基本職責。國家規定，醫生失職，發生醫療責任事故，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而醫生救治危重病人，的確承擔著一定的風險。“生死狀”把應由醫生承擔的風險，轉嫁到病人家屬的身上，這是玩忽職守，違反社會公德，推卸責任，目的是明哲保身。我是不會與醫院簽訂“生死公證”的。

    李先生（醫生）

    做醫療公證是減少醫療糾紛的辦法。傳統的做法是在病人做手術之前，院方主動與病人或其家屬簽訂一份協議，上面也規定了院方的承諾及病人承擔的後果，可病人一旦出意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醫院的醫生，醫院説患者“無理取鬧”，患者説醫院“草菅人命”，即使告上法庭也難辨是非。

    楊先生（病人）

    醫院這樣做是不對的，醫院本著救死扶傷的宗旨應全力救助病人，如果有這樣的協議，醫院不是找到藉口推脫責任了嗎？誰來公證醫院的醫德？誰來公證醫生的醫術？

    屈先生（公證處幹部）

    醫療協議公證是利用法律手段避免醫療糾紛的有效途徑。對醫院來説，通過公證，可以督促醫生盡職盡責，拿出最佳的治療方案，預測出可能的風險並及時採取措施，這是對病人的一種“服務承諾”。對患者和家屬來説，通過公證，他們對自己的病情及醫院治療方案等享受“知情權”。如果醫院由於瀆職而導致醫療事故，患者家屬可以依據公證進行起訴。

    王先生（幹部）

    針對你們推出的近期話題“你敢做生死公證嗎”，我可以肯定的回答：敢！商品經濟社會，協議、合同已經作為一種避免糾紛的有效手段，被廣泛採納。成都市某大醫院推出的醫療協議公證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但還有很多值得斟酌的地方。比如説：醫院所採用的治療方案是否正規的標準不能由醫院自己來定，這需要針對其制定出一套可以比較、鑒別的系統性標準，例如醫師的配備、器械的選用、護理的方法等等，科學、公正地判定其是否正規。一旦這種標準被社會認可，醫院採用的方案確實符合標準，病人在醫院採取了一切可能救助的方法後，仍然不能康復，對醫院也無可非議了。

    高女士（法律工作者）

    醫院拿出一份寫有“出現意外，概不負責”的協議，讓病人家屬簽，是不是對這種“服務承諾”自己都底氣不足，於是就搬出“公證”來，説什麼“此協議經公證處公證，有法律效力”，並企望以此來避免醫療糾紛。

    醫院這麼想可能有自己的邏輯：這個協議經過公證就有了法律效力，萬一齣現什麼意外，病人家屬什麼也別説，你願意！這樣糾紛就避免了。

    醫院想盡各種辦法避免醫患糾紛無可非議，問題是這個辦法何以能達到目的，讓人百思不解。

    你説“此協議須經公證處公證，有法律效力”，依據何在？什麼樣的協議必須經過公證才有法律效力是法定的。一般説，一份雙方都認可的協議，即使不經過公證也是有法律效力的，除非這份協議違法，那它原本就無效。

    你説“公證是避免醫療糾紛的法律手段”，何以見得？公證是告訴你這份協議合法有效，你可以放心去履行，並不能保證雙方的履約過程都是合法的。如果誰認為這份“生死協議”已經過公證，所以不管出現什麼情況，家屬都免開尊口，那就大錯特錯了。協議不是説“醫院按正規方案治療，如果手術出現意外情況，醫院概不負責”嗎？假如醫院沒按正規方案治療，出現嚴重後果，家屬有權與你理論。再説，醫院的方案是否“正規”，家屬為什麼不能提出質疑？即使家屬對醫院的“正規方案”是出於無知的誤解而提出異議，你也不能剝奪人家説話的權利呀！顯然，公證擋不住糾紛。

    也許醫院想讓家屬明白，你“自願”簽的協議經過公證已具有法律效力，你不能對你已認可我的“概不負責”再反悔而“挑起”糾紛。有法律效力又怎麼樣？結婚證有沒有法律效力？那是不是有了結婚證就不能有離婚糾紛了？

    看來，避免醫療糾紛靠給一份“顯失公平”的“生死協議”做個公證不是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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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日報》 2001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