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初，京城媒體紛紛報道了一起副局長無罪案。這是一起檢察機關從指控犯罪到提出抗訴全部失敗，被告人最終被法院宣判無罪的案件。此案歷時5年，開庭5次，被告人曾兩次入獄。

    格外引人關注之處是此案是否錯案已引起爭議。有關專業人士認為，不能簡單認為抗訴失敗就意味著檢察機關辦了錯案。同時指出，對同一部法律不同機關均可作出司法解釋的體制，是導致抗訴失敗的一個根源。

    ■從指控犯罪到抗訴均敗訴

    據報道，2000年11月9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審判長唐侖宣判：駁回抗訴，維持原判後，一起貪污受賄案以被告人焦士發無罪告終。

    1995年平谷檢察院依據舉報，將北京公路局平谷分局副局長焦士發逮捕。次年，該院以焦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佔用有關費用6000余元和接受一套價值40800元的樓房為由，指控其涉嫌“貪污受賄”。法院第一次審理中，檢察院撤訴。

    1998年4月，焦士發再次被捕。7月平谷檢察院再次以涉嫌貪污受賄罪提起公訴。平谷法院第二次開庭後直到1999年4月才作出判決，認定指控焦貪污罪不成立，但收受樓房一套構成受賄罪。判處焦有期徒刑兩年零5個月。

    焦士發上訴後，1999年10月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第三次開庭審理此案。當年12月15日，二中院裁定撤銷一審認定焦犯受賄罪的判決，發回重審。

    2000年5月，平谷法院第四次開庭審案，當庭宣判焦無罪。此後平谷檢察院提出抗訴。市檢察院二分院5個月後支援抗訴。9月，市二中院第五次審理此案。11月，法院最後作出判決，駁回檢察院抗訴，宣判焦士發無罪。

    至此，平谷檢察院指控焦士發涉嫌犯罪及後來的抗訴均告敗訴。

    ■抗訴全面失敗不多見

    抗訴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監督權。檢察機關人士坦言，儘管抗訴失敗的案件不少，但抗訴全面敗訴的情形則不多見。

    據介紹，在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提出抗訴情況有兩種。一是針對尚未生效的判決提出抗訴。其次是針對已經生效的判決提出抗訴。民事、經濟案件中只能針對已經生效的判決提出抗訴。

    檢察機關抗訴失敗一般有三種情況。一是下級檢察院提出抗訴後，上一級檢察院如果認為不當有權撤回。這樣，二審法院就不再審理，一審判決生效；二是提起抗訴後，抗訴理由被二審法院部分採納，抗訴就算部分失敗；第三種情形是，二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也就是抗訴全面敗訴。

    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刑事訴訟法教研室主任洪道德教授了解，檢察機關抗訴全面敗訴的情況是極少數，超不出百分之十。更多的情形是，檢察機關的抗訴被二審法院全面採納。

    代理被告人焦士發的北京翔龍律師事務所王子英律師也説，檢察院敗訴的案子不少，但整體上講失敗率很低。抗訴失敗的也不多，涉及有罪無罪提出抗訴失敗的案件就更少了。

    ■檢察院輸在“證據不足”

    “焦士發案”是檢察機關從指控犯罪到抗訴均敗訴的案件。格外引人關注之處是檢察機關敗訴原因何在？此前媒體均未提及。

    從北京市二中院終審裁定書中可以看出，焦士發之所以被判無罪，是因為法院認為檢察機關“證據不足”。因此，法院對北京市第二檢察分院所提支援平谷檢察院抗訴的意見，也“不予採納”。

    裁定書中説，平谷檢察院指控焦士發利用職務之便，接受價值4萬餘元樓房的事實，證人證言前後矛盾。在該檢察院對部分證人採取強制措施後，證言出現反覆，經當庭質證，矛盾還是不能排除。所以二中院認為指控焦士發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證據不足。

    王子英律師説，“焦士發案”的一個突出特徵是，證據採信以法庭質證為準。

    王律師特別提到歷時一天的第三次庭審，10多位出庭證人，大多推翻了原來在檢察院所作的證詞。此前，法院也取了證。和當庭質證相吻合的證據就被採信了。他説，有一個證人有兩份證據。一份是這個證人否認一個事實，而另一個又承認這個事實。當律師找到這個證人時，這個證人再次否認了這個事實。最後法院採用了這個證人否認這個事實的證據。

    王律師説，一些違法取得的證據應視為無效。一個無效證據當然不足以定案。如果多了，就勢必影響法庭對檢察機關證據的採信。

    ■“焦士發案”是否錯案有爭議

    “焦士發案”雖已終審，但此案是否錯案已引起了爭議。

    王子英律師認為，“焦士發案”檢察機關毫無疑問辦了錯案。他認為情況甚至比這更嚴重。因為依法，證人是不能被採取強制措施的。

    王律師説他在接案後就發現控方有對證人採取強制措施，暴力取證的問題。他向記者出示了一份“訊問被告人筆錄”。這是第三次庭審前，王律師從檢察機關提供給法院的證據材料中找到的。筆錄第6頁記載了一位證人向檢察院所作的陳述。證人説他在檢察院被銬過，所以才講了不負責任的話。

    與此相反的是，平谷檢察院反貪局承辦此案之一的張檢察官堅稱，他不認為此案是錯案。

    他有些激動地説，法院判決被告無罪，並不等於事實不存在。樓房在這兒擺著，有産權證、發票，一分錢沒花，這些是否認不了的基本事實。他認為此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他否認有證人翻供和對證人採取強制措施的情況。但他又説，無論翻供不翻供，基本證據在這裡，沒必要糾纏細節。

    張檢察官稱本報記者是第一個採訪檢察院的。此前媒體報道有偏聽一面之詞的問題。他一再説歡迎記者到檢察院全面了解情況。

    ■抗訴失敗未必都算錯案

    東城區檢察院審查起訴處二處溫長軍處長説，抗訴失敗的情況經常遇到。他認為應該糾正法院判“無罪”，就意味著檢察機關辦“錯案”的不正確觀念。

    理由之一是檢察機關和法院兩部門對法律理解不一樣；其二是偵查手段、水準以及法律規範還有不完善的地方；第三所有判無罪的案件都是雙方有爭議的案件。所以法院怎樣判，並不意味著檢察機關就錯了。

    他説，抗訴是檢察機關表明的一個監督態度。結果一個是法院接受了檢察機關的態度；另一種就是不接受。不論法院接受與否，都是很正常的。從世界範圍看，這種現象非常普遍。不過他強調，這要排除司法人員故意製造冤假錯案的情形，指的只是正常工作當中法院判無罪的情況。

    洪道德教授也認為，不能簡單認為檢察院抗訴失敗就是辦了錯案，但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他説，檢察院迫於某種壓力或濫用職權時就會出現錯案。

    ■抗訴失敗與司法解釋有關

    恐怕設計者當初也不曾想到，現行的司法解釋體制，竟會導致檢察機關無法避免地，陷於難免抗訴失敗的尷尬境地。

    洪道德教授説，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對同一部法律，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均有司法解釋權，而各自的司法解釋就有不一致的地方。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某個地方檢察院根據最高檢察院的司法解釋，覺得對某一起案件應該提出抗訴。而接到抗訴的法院會依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認為抗訴不能成立。這勢必造成檢察機關明知抗訴會失敗，但還是要提出抗訴的尷尬境地。

    洪教授以為，這是檢察機關抗訴失敗的一個根源。這個根源的産生是因為法律規定，法院和檢察院同屬司法機關，對同一部法律具有同樣的司法解釋權。

    溫長軍處長在談到抗訴失敗時也承認，檢察院和法院對法律不同的理解是導致抗訴失敗的第一個原因。

    ■司法解釋體制有無調整必要

    其實法律界人士都清楚這樣一個事實。一起案件的最終裁判權在法院。法院是獨立行使裁判權的惟一司法機關。讓人質疑的是，既然如此，現行的司法解釋體制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

    王子英律師説，對同一部法律不同機關均可作出司法解釋，結果導致法律衝突的出現，的確不合理。他説，這是一個檢察權大還是司法權大的問題。他認為對一部法律的司法解釋應該是統一的，不應該是你也有權解釋，我也有權解釋，也不應該不同的部門都有權解釋。有些權力該取消就得取消，或者進行一些限定。

    洪道德教授謹慎地説，現行的司法解釋體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亂。但法律已經這樣規定了，是否要調整還應慎重。

    據介紹，國外一般司法機關只有一個，那就是法院。只有法院能對法律實行審查，法官憑自己的學識、經驗等對法律作出解釋。

    ■還是要尊重法院權威

    洪道德教授認為，在目前情形下，重要的是要樹立法院的權威。當法院作出最終裁判後，當事各方應服判，以防止出現因為最小利益而損害最大利益的情形。

    王律師也説，法院擁有最終的裁判權，就應該以法院為準。這是毫無疑問的。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戲劇變化，至少能讓人看到美國人尊重法院的情形。當美國聯邦法院作出終審裁定後，戈爾無論心中有多少委屈，還是立刻表示服判。

    洪道德教授另外談道，檢察機關內部規定是相當不錯的，應該嚴格執行。有些問題的出現就是因為沒有嚴格執行這些內部規定所致。

    據介紹，檢察機關規定，抗訴首先由經辦人（當初出庭支援公訴的公訴人），認真審查法院的一審判決；認為一審判決確有非改不可的錯誤，再提出報告，然後由起訴處領導集體討論，至少經過集體審查；此後，再交給主管檢察長審查。然後一定要在檢察委員會討論。某些重大的案件在提出抗訴之前，還要向上一級檢察院彙報一次。

     《北京青年報》 2001年01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