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國內許多媒體就是否應當將“性賄賂”納入犯罪體系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贊同者認為，“性賄賂”可以達到財物賄賂達不到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性賄賂”的社會危害性和持續性，有時甚至超過財物賄賂；我國早在《唐律》、《清律》中都有“性賄賂”的概念出現，歐洲、北美和亞洲一些國家刑法典也將“非財産性利益”作為賄賂犯罪的內容；從理論上講，由於賄賂犯罪侵犯的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而“性賄賂”同樣也可起到這樣的作用；結合我國現實情況看，以權色交易等現象為典型手法的“性賄賂”越來越嚴重。基於此，贊同者認為可以用司法解釋的方法或者修改刑法的辦法來規定“性賄賂”就是犯罪。

    應當説，上述贊同者的看法基於當前我國社會中嚴峻的性交易現實狀況，體現了反對腐敗、維護清廉的正義感。但是，從理性的角度看，我還是反對將“性賄賂”納入我國刑法的犯罪體系，其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我國通行的刑法理論，“賄賂犯罪”屬於與職務緊密相連的犯罪種類，以著名刑法學家高銘暄的觀點為例，“賄賂”犯罪是與財産或財産性利益不可分離的。從刑法規定的犯罪體例看，“貪污賄賂罪”所涉及的所有犯罪種類都與財産有關。雖然我國刑法理論承認，貪污賄賂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但應當注意到，犯罪構成的基本理論認為，犯罪除了客體外，還有客觀方面等諸多因素，賄賂罪的客觀方面就是財産利益的非法讓渡或取得。顯然，“性賄賂”沒有財産屬性，不符合犯罪構成。

    其次，從刑法的謙抑性來説，“性賄賂”也不宜納入我國的犯罪體系。眾所週知，我國對貪污賄賂犯罪的懲罰非常嚴厲，其最高刑是死刑。通觀世界各地，只有我國和我國台灣地區將貪污賄賂等經濟犯罪規定了死刑的刑罰，這不能不説是比較嚴厲的。所謂刑法的謙抑性，通俗地講，就是指國家在執行刑事政策時，只要能給予犯罪人較輕處罰的，就不會給予較重的處罰。但是，如果將“性賄賂”納入犯罪體系，就會導致性交易所受處罰的加重，違背刑法的謙抑性原則，破壞刑罰的均衡性，産生不利的後果。

    再次，從實際操作上看，將“性賄賂”納入犯罪的體系也會帶來很多弊端和難處。“性賄賂”中所涉及的“性”與財物不同，它和人身屬性不可分離，是人類的特有現象，不像財務那樣具有可轉讓性。當一個人在實施財物賄賂時，財物僅僅是行為的對象和工具，但是，如果實施的是“性賄賂”，那麼除了本人的性行為之外，還有他人的性行為，例如通過提供娼妓的行為以達到不法意圖。如果將“性賄賂”規定為犯罪，那麼就會導致“性行為是商品或工具”的謬論。再比如，怎樣追究“性賄賂犯罪”，具有證據收集、數量衡量等各種無法把握的因素，無疑，如果追究“性賄賂”的刑事責任，司法實踐上也會有極大的難度。

    其實，性行為屬於道德範疇，而道德與法律是兩個並行的意識形態，不能用法律來規範道德層面的事情。一些人只從現實危害性出發，就輕易主張將某種現象納入犯罪的規定，是不符合刑法實際的。在現實生活中，還有許多違背道德的反社會行為，但是，刑法不可能將其一一規定為犯罪行為。

    正是因為考慮到將“性賄賂”納入犯罪的種種弊端以及現實的條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清華大學刑法學副教授周光權認為，不宜將“性賄賂”作為犯罪來規定，而著名法學家、清華大學刑法學博士生導師張明楷也明確表示，目前不宜將“性賄賂”納入刑法規定的犯罪體系。

    《中國青年報》 2000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