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青年話題”版文章《一份檔案書壓了我10年》，讀來令人憤慨：一個年僅9歲的小女孩因無意中目睹了老師與學生家長的一筆幕後交易，結果檔案中被該老師“黑”了一筆，導致她在此後長達10年的時間裏處處受歧視。你可以指責那位老師缺乏師德，但我認為導致這種事件的最根本原因是“個人秘密檔案”這種形式。

    檔案本身無可厚非，關鍵在於“秘密”對公民權利可能造成的侵害。

    以檔案取人是缺乏自信的表現。面對眼前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單位或管理者沒有信心，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斷，所以只能去看他（她）過去的檔案，相信別人對他（她）過去的評價和判斷。然而，看檔案就萬無一失嗎？且不説檔案是否科學、全面、客觀、公正（檔案作假時有發生），就算它是百分之百科學公正，那也只能代表一個人的過去，而人是時刻都在變化著的。用（看）一個人，我們要的是他（她）的現在和未來，而不是他（她）的過去。

    更令人擔心的是，我們的人事檔案幾乎從不和當事人見面，它卻像影子一樣和我們形影不離。對人的“身家性命”如此關鍵的東西，當事人竟然完全不知情。尤其是檔案的撰寫、整理，基本上是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完成的，有的重要評語可能全憑書寫者個人來寫，主觀隨意性很強。甚至檔案是誰寫的，當事人也一樣茫然無知。個人檔案由誰來寫，由誰監督，誰來保證它的科學、公正、客觀、全面，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

    我對“個人秘密檔案”這種形式的思考始於1987年。那年暑假，我被借調到北京市高招辦協助招生錄取工作，工作中碰到一位考生，高考成績、身體狀況方面都符合第一志願學校條件，可學校不想錄取，細問之下，原來該考生檔案裏有這麼一條評語：其父在“文革”期間“説過錯話，做過錯事”。這是一條含糊其詞的評語，並無任何科學性可言。誰沒有説過錯話、做過錯事？錯在何處？當時是以什麼標準來評價的？當年説的“錯”話做的“錯”事，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也許正是為黨為國立功呢！這一切都未可知。更重要的是，父親如何如何，跟孩子有什麼關係？還搞封建時代的株連啊？在我們的説服下，學校招生人員欣然按第一志願錄取了該生。但是我的擔心並沒有結束，人生的道路很漫長，過了這一關，今後還有很多關，該考生將來都能順利地“過關斬將”嗎？我懷疑。因為檔案中的那一條，已成為他個人難抹的“污點”。

    今天，這方面的思考應該更進一步了，那就是：個人檔案是否還有必要？須知，即使是一個犯人，他也有權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法，有什麼過錯，該承當什麼責任或刑罰，並且還擁有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和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而“個人秘密檔案”制度，則是完全在當事人毫不知情的狀態下，允許一些人對另一些人隨意地秘密評價，這難道不值得人們擔心嗎？

    也許在一定條件下我們還需要個人檔案這種形式，但是我想，在所有檔案真正歸檔之前，最好交由當事人或者其監護人親自過目，認可之後方能歸檔。現在，連行政、司法都在進行公開、公正的改革，我們同樣希望對公民個人的評價性文件，也能始終處於“陽光”之下。

    《中國青年報》 2000年12月08日